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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章（第1页）

反过来，当时满清也派信使去俄罗斯。

康熙20年，理藩院就曾派信使曼泽伊巴尔丹及其同伴到色楞格斯克给逗留在那里的俄国使者戈洛文送信[64]。

但由于满清外交主要是守株待兔式的防，所以，派员去俄罗斯送信的情况并不常见，仅偶尔为之。

沙俄政府和布道团之间的通信，是双方面的。

满清虽然很注意监督布道团寄回俄国的信件，但是，他们很可能忽略了由俄国寄给布道团的信。

正是这些信件，不断给布道团下达新的使命。

如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多菲尼金就于1833年4月14日通过信件给布道团领班魏若明下达指令：“俄国内阁对中国的主要和长期的目标是在政治方面保持和加速与中国的联系，因为我们有很长的边界线与它接壤；在贸易方面，为了祖国工业的利益和相互利益，扩大和发展与中国的贸易”

[65]。

这是将沙俄对华外交的总纲向布道团交底，性质应该属于很机密的一类，意思很明显，这就是布道团今后的使命，是布道团截取情报的行动纲领。

当然，对布道团领班如此指示机宜，实属冒险。

只要满清有精通俄文的官员，稍微注意就能察觉。

所以，这类指示机宜一般都在国内进行。

如第十二届布道团领班佟正笏启程来华前夕，沙俄政府就训令他进行间谍和行贿活动。

并指示他要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政府中那些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华帝国政治事件进程的人物的好感”

[66]。

为了配合布道团的行动，沙俄政府甚至拨出巨款，作为收买满清官员的活动经费[67]。

可见，沙俄政府不但将布道团建设成为一个间谍机构，还准备在满清内部培养间谍，寻找汉奸，以实现其截取情报，侵略中国的目的。

再就是布道团大司祭写往俄国的信件。

一般来说，和政府联系的主要是大司祭。

因此，大司祭信件的大部分都是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有些虽涉及私人交往，但更主要的内容是涉及自己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也就是直接的情报。

即使涉及布道团日常生活的信件，无形中也透露了许多情报。

至于大司祭的例行报告则主要涉及布道团日常事务，更主要地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给沙俄政府写报告，汇报中国的各种情报，是每届布道团领班（还包括监督官）的任务。

参与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管理的有很多机构。

属于沙俄政府机构的有外交部亚洲司，还有商务部，还有靠近中国的东西伯利亚衙门；另外，还接受东正教最高事务委员会的领导。

每届大司祭都要不停地给这些机构写报告。

这些出自大司祭之手的例行报告，绝大部分在高层人士参考之后，就存放进各类档案馆。

目前，只有一小部分被整理出来。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我们现在知道并能看到的报告，首先是第八届布道团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1794-1807）的报告。

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大司祭报告。

从内容看，这份报告主要谈了格里鲍夫斯基改革布道团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他在报告里特别强调布道团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