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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章（第2页）

正是在这个报告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派遣医生的建议[68]。

不过通篇讲的最多的还是怎么传教的问题。

作为东正教来说，我觉得这个报告还是很重要的。

里面有些看法很正确，甚至带有预见性。

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东正教华化，在这个报告里就已经提出并论证了。

由此可见，当时沙俄还只是把布道团当作教会组织。

只有到1818年指令以后，布道团的政治使命才被明确。

1841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

俄国出于和英国竞争，以及保护自己在俄中恰克图贸易中的巨大利益，所以，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和中国政府一道采取“禁烟”

政策。

并于1841年5月1日将这个决策通告中国。

而布道团赶紧及时地收集了中国对俄国此举的反应。

第十二届布道团领班佟正笏马上给俄国外交部写报告，盛赞“俄政府关于禁止向中国人出售鸦片的文件来得是多么及时啊”

，中国的大皇帝已非常满意的心情接受了这份及时地照会[69]。

这样及时的情报，对俄国知悉中国高层的动向，稳定恰克图贸易，甚至进一步提出要求，都是非常有利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极力搜集各种经济贸易情报。

1844年领班佟正笏曾向外交部亚洲司写报告，谈及贸易，及与英国竞争的可能性。

他“把丝棉及英国丝棉的产品，呢子，棉布等样品都寄给亚洲司。”

并透露“中国正极力加强海上防卫，他们在湖北造船厂定购了一些欧洲式样的军舰船舶。

舰队应该被安排在北方海岸布防。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的大使已经来到了广东，要求为他们的国家争取和条约所规定的英国所具有的贸易权利”

，最后，还建议“为了获得蚕虫的卵，以及俄罗斯所需要得茶叶，我们应该有意地派布道团成员去那里考察”

[70]。

接着，就把获得的有关茶叶贸易的情报报告给亚洲司：“茶园逐年增加，最近十年使中国茶商大获其利，对茶叶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已，但产地的茶价却几乎比往年下跌一半。

茶区民户将茶叶跌价归咎于茶园太多，以及因大量购入鸦片所造成的白银短缺”

[71]。

俄罗斯学者从外交部同尼古拉一世的财政大臣坎克林的通信（注：外交部1848年1月5日24号公函）中看出，“在四十年代里，北京传教士团提供了有关茶叶运往恰克图所走的道路的情报。

这条路线是从中国南部的福建省（靠近台湾岛）出发，沿其内河到上海，从那里由海路到天津。

在这里，茶叶被倒到小船上，小船溯北运河而上，到通州城，从那里茶叶沿商队之路经张家口运到恰克图”

[72]。

及时把握中国境内茶叶运输道路的有关信息，至少对俄商有两个方面的便利：一是搞清楚运到茶叶的运输成本价格，使俄商能争取更有利的价格；二是，俄商一直没有放弃直接进入中国境内经商的梦想。

一旦掌握茶叶运输道路的详细情况，对俄商将来进入中国经商有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