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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章（第1页）

第二个方面，信件和报告，这是更专业的情报工作。

信件，俄罗斯布道团和沙俄国内的信件往来是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俄中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很多次双边条约对此都作了规定。

一般来说，信件分为公函和私函两种。

公函一般都由公派使者顺带。

如果没有使者，两国之间就互派信使。

这种情况是整个十八世纪两国之间的信件互通的主要方式。

《恰克图条约》第六条规定“送文之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紧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

倘有意因恰克图道路遥远，特意抄道行者，边界之汗王等，俄国之头人等，彼此咨明，各自治罪”

[56]。

这说明，就算对信使，也有明确的路径方面的限制。

信使行走都有规定的路径，不能随便选择路径。

这是符合国际交往原则的。

据资料记载，十八世纪，有资料记载的俄国信使，就有八个：“1），阿法纳西·索洛维约夫，中士，到北京来过两次；2），费奥多尔·卡尔皮洛夫，也是一名中士，到北京来过一次；3），涅姆奇诺夫准尉，来过一次；4），谢苗·彼得罗夫大尉，来过两次；5），米哈伊洛·绍科罗夫中士，来过两次。

他第二次来北京时已是少校了；6），斯捷潘·萨维诺夫，来过一次；7），沙里金少校，来过一次；8），伊万·克罗波托夫上校，来过一次。

毫无疑问，前来北京的信使一定还要多些，但糟糕的是，当地档案里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的材料”

[57]。

尽管材料不丰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俄中之间信使的往来，特别是俄国信使来中国，肯定是非常频繁的。

有时候，有些俄国信使还传布假情报，以混中国官员的视听。

如咸丰六年，德勒克多尔济奏“据赉送公文之俄夷声称：伊曾随固毕那托尔在东海与英、法接仗获胜，英、法兵船仍由海道前赴上海，广东过冬。

今年和暖时，仍欲与俄国争战等语。

随向该夷询问：俄国何故与英、法争战，英、法因何赴上海、广东过冬等事，汝由何而知？该夷答以不能确知而去”

[58]。

但是，就算是公函，也要按照成例。

如果不按成例，临时起意，得行文理藩院，请求许可。

咸丰八年，俄使普提雅廷在天津，想临时派俄罗斯人经旱路往恰克图送信。

上谕：“现在前往只有二人，其自天津启程，由张家口，库伦径往恰克图。

由驿行走，系向来学生行走故道，未便过于阻止。

着谭廷襄选派熟悉夷情致干练旗人，伴送该夷。

由通州昌平州一带至张家口后，著庆昀连选通晓蒙古语之干员，接续护送至恰克图。

沿途密敕委员会，暗中察看夷情，妥为防护”

[59]。

所谓“接续护送”

，实乃监视；而行走路线沿“通州昌平州一带至张家口”

，再至库伦，无非是想避开北京城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