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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第1页）

此外，沙俄政府还“供给布道团外科医疗器械，药品和科学仪器，建立专门图书馆，拨给大批款项，购买图书，手稿，收藏品，和作为支付汉语教师的酬金”

[43]。

另外，还在布道团为雅克萨人的后代办了所学校。

教授俄语和汉语及中国文化知识。

（3）、组织上，建立“布道团委员会”

，实行“会议制”

管理。

有权决定和讨论布道团成员的研究计划和分担的职责；同时，加强布道团修士大司祭的素质。

决定从第十届布道团起，每一届布道团大司祭都从上届布道团物色。

这样，每届大司祭就能在北京呆20年左右，这样，每届大司祭都绝对是中国通，十分有利于完成特别使命。

像彼得·卡缅斯基，维·莫拉切维奇，波·图卡利诺夫，巴拉第·卡法罗夫，固·卡尔波夫等都是大汉学家。

由于大司祭素质高，汉学修养好，对内便于管理服众，对外交往密切，有关系基础。

非但有利于布道团在北京站住脚，还十分有利于作沙俄的探子；此外，为了加强布道团和中国社会的交往，沙俄政府特意加派了一些技术型人员。

如医生，画家等。

医生，一直是西方布道团在中国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早在1711年，满清康熙皇帝就要求沙俄在派遣教士的同时，请求“若有外科良医，一并送来”

[44]。

彼得一世便派遣英国外科医生哈尔文随同郎格于1716年前往满清。

这位医生到了北京后，受到康熙皇帝和满清朝廷的优待。

但是，没过多久，竟耍起公子爷脾气，“以水土不服，思念母亲等情，再三恳求回国”

[45]。

没法子，康熙只好遣送他回俄罗斯。

但是，医生作为布道团的成员，定期派遣是从1820年开始的。

前后共派遣了五位医生，包括：沃伊采霍夫斯基，基里诺夫，塔塔里诺夫，巴基列夫斯基和科尔尼耶夫斯基。

这些医生都是良医。

关于他们的到来，究竟对布道团起了多大的作用，第十一届布道团大司祭魏若明在一份报告中一语道破，由于医生的功劳：“最后，在北京，俄罗斯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声望得到了提高，以致许多中国人不但不再躲避俄罗斯人，反而寻找机会认识我们···布道团在北京获得了最受尊敬的地位，甚至是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从没有获得过的”

[46]。

总之，通过以上的陆续整顿措施，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已经由纯粹的教团一变而成负有特别使命的多职能国家组织了。

它已经完全能够胜任沙俄侵略中国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