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55章（第1页）

第三，颁布“1818年指令”

。

1818年，伊尔库茨克总督制订了一份对第十届布道团的指令，呈请沙皇。

8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

这就是所谓“1818年指令”

。

这份指令源于比丘林的建议。

1810年，针对布道团的混乱状况，比丘林两度致函伊尔库茨克总督，建议对布道团进行整顿。

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提高布道团成员的文化素质，应该派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人往北京布道团；二是提高布道团首脑的领导功能，政府应该赋予大司祭以领事的职权[29]。

实际上，这两条建议，早就被陆续提出来过。

但是，早先沙俄政府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整顿布道团的急切需要，所以，一直只刮风，没下雨。

到了十九世纪初，传统的俄中通使通商关系的格局已经改变，布道团日益成为沙俄政府联系中国政府的唯一可靠组织。

所以，在这个时候改革布道团实在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1818年指令的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了“今后布道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

布道团应向外交部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情报”

[30]。

这意味着布道团开始由一个不起眼的宗教组织，向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政治经济组织转化。

随后，外交部给布道团下达了一系列指令，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布道团“布道”

要极其谨慎，以免触怒满清政府。

1833年4月，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一封给布道团的信中就说“特别是企图在中国臣民中传播基督教义，最容易产生怀疑···所有这些促使我们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陷入这种富有危险性的活动领域，而使你们的活动限制在布道团的一些事务上”

[31]。

这已经很明确了，外交部不希望布道团在中国老百姓中传播东正教，以免引起矛盾。

这使我们想起当初彼得大帝在1698年，为了经营好东正教在北京的据点，曾经给西伯利亚衙门长官维尼乌斯作指示：“此事甚善，惟为上帝起见，行事宜谨慎，戒鲁莽，以免结怨于中国官员及在当地栖身多年的耶稣会士”

[32]。

虽然都是谨慎，但是，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和此时外交部的谨慎，由于时代不同，内容已经发生变化。

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是传教的谨慎；而此时的谨慎，却已经是收集情报的谨慎了。

布道团这种角色的转化，实际上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是沙俄希望把布道团建设成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情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