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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第2页）

。

这是在当时通使通商关系遇到阻力之后的一种变通；另一方面，满清政府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33]。

其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反对西洋传教士在中国老百姓中自由传教。

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初，满清地方政府严禁传教，许多传教士被逮捕。

1785年“巴亚里央私入内地传教，经湖广地方官查拿，究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俱有传教之人。

事闻，交刑部审，拟永远监禁”

[34]。

1805年“夏四月，禁止洋人刻书传教。

御史蔡维钰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奉谕‘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学，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人民往来交结’”

[35]。

围绕这个1818年指令，沙俄政府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1）、重新规定了布道团的人员定额及补充原则。

“布道团的非宗教人员由大学或特种中学毕业者补充”

。

稍后，每届布道团又增派一名医生和画家。

被选派的人员都在国内先集中学习汉、满语言。

“在中国，他们被指定研究中医、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特别是儒学）、数学、历史、地理、治国之学、法学、农业、以及中国的生活习惯和艺术。

这些学生被列为科学院、医学科学院、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自由经济学社的通讯员，这些单位给他们拟出工作计划，他们必须向这些单位提出报告、科学著作、植物和矿物标本”

。

对于神职人员的任务，副首相在1823年2月给教育部长的信中说“收集有关中国人的农业、他们的家庭生活、务农等情况。

还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哲学”

[36]。

（2）、增加布道团人员的薪水，为他们完成特别使命提供物质基础。

关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薪水和生活费用问题，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沙俄政府拨给。

刚开始数量很少。

给修士大司祭规定的薪俸为每月100卢布，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每月30卢布，教堂辅助人员每人每月20卢布[37]。

可谓杯水车薪。

稍后，大司祭薪水增加到600卢布，神父300卢布，辅祭200卢布，而一般神职人员仅60卢布[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