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56章（第2页）

而这一切，都起源于第九届布道团。

正因为这样，教会史学家阿多拉茨基才说“比丘林时代不能不认为是北京布道团的转折时代”

[47]。

其次，从十九世纪初到1850年前布道团成员的经济情报工作回顾。

这一时期布道团由于沙俄政府出面整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所以，布道团开始在组织上变得成熟起来，而经济情报工作也就开始富有成效。

综合来说，布道团成员的经济情报收集，从形式上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汉学研究”

，也就是宏观意义上的情报工作。

目前，学术界有一种将“国外汉学”

美誉化的倾向，这实在值得我们注意。

国外的汉学研究，尤其是沙俄的汉学研究，基本上兼有学术和情报的双重特色。

如果我们把沙俄的汉学研究，看成事纯学术的东西，甚至加以膜拜，而完全无视其政治色彩，那就真是太天真了。

从十八世纪开始，沙俄产生“汉学研究”

，其初衷则主要是情报收集和分析。

像前述的罗索兴，列昂季耶夫都是代表。

从十九世纪初到1850年前，布道团成员对中国经济情况的研究，举其要，主要有：

雅·比丘林：

1）。

《中华帝国统计概览》。

1842年，圣彼得堡。

涉及到中国各方面经济情报。

2）。

《中国的农业》。

附72种农具图。

1844年，圣彼得堡。

主要搜集有关中国传统农业的各项情报。

沃兹涅先斯基，第十届布道团辅祭，有著作《简明中国经济统计》。

1831年，手稿[48]。

阅读此书可以得到有关中国经济因素各项指标的总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