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53章（第1页）

总之，尽管沙俄政府每次都给商队发布种种密令训令，要他们收集中国的各种经济贸易情报，但是，限于当时两国交浅的关系状况，始终难以如愿。

只有到后来，一批高素质的布道团成员长期居住北京，和中国人长期交往，汉、满语言问题得到了解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决这个情报问题。

我们不厌其烦地举出上面这些材料，只想表明俄国政府非常重视经济情报信息的收集。

至于，这个职能由谁来担当最合适，当时尚处在萌芽探索之中。

随着历史往后走，布道团慢慢浮出水面，成为俄国选定的最佳收集经济和政治情报的机构了。

所以，越往后，有关布道团活动的历史资料也就越丰富，派遣布道团也就越来越注重人员素质的选择，显然，是越来越受到俄国政府的重视了。

历史上，布道团从171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其角色基本上是商队和临时使团的附庸。

在这段时期，沙俄政府只给商队或使团下达训令，布道团则根本没有地位。

但是，就算在这段时期，真正给沙俄提供了真实有用情报的还是布道团。

当然，布道团真正担当起情报收集的重任，还是十八世纪末布道团内部整顿以后的事。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1850年以前布道团的情报功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谈谈沙俄对北京布道团的整顿和改革，这是问题的前提。

保守点说，至少前七届布道团的情况是一团糟。

就我们目前所见史料，大都是对布道团不利的。

几乎所有布道团首领的品德和行为都是一团糟。

第一届布道团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具极强的虚荣心，不善经营，到最后，企图贪领部下薪金，导致与下属关系紧张。

最后，只好终日酗酒而死[10]；第二届布道团首脑大司祭贝拉特科夫斯基，他到中国来就是靠玩阴谋诡计得来的机会，目的在发一笔不菲的财。

到了中国之后，对部下极其粗暴，终于导致反抗。

最后，由沙俄派来中国的商务专员郎格将其押送回国[11]；第三届布道团首脑特鲁索夫是个小偷。

当时在布道团学习的学生阿·弗拉迪金就告发他“偷了教堂的银器，还从圣像上剥走了银饰物”

[12]；第四届布道团的大司祭格·林采夫斯基号称有学问的人，虽然没看到他有什么劣迹，也不酗酒，但是，却无所事事，没有留下任何引人注意的资料[13]；第五届布道团首脑尤马托夫，“学识渊博，性格直率”

，是个受欢迎的人，为了交往，他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到田庄去种水果。

但他的行为很迂腐，为了防止满、汉人向他借钱，他宁愿去和西方耶稣会士交往，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不确切的消息[14]；第六届布道团首脑茨威特，也是个酒徒。

无所事事。

据说他“到达北京以后，没有见到任何一名传道团人员还活着，他们都已经死在那里”

[15]。

可见状况之凄惨；第七届布道团首脑希什科夫斯基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为一点小事就和同事闹不愉快。

他迫害属下杂役伊·奥尔洛夫，以致1784年，这个奥尔洛夫不得不向理藩院呈请允许他临时回国，揭露大司祭的所谓罪恶：“僧人本身未犯任何过错，该正神甫岳阿基姆竟对僧人实施恐怖及惨无人道之恶毒□行为”

“惟最后有不得已于言者，即因僧人所担任之枢密院所派神圣宗教职务，为僧人所规定之薪金，竟亦为该神甫岳阿基姆所剥夺，完全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