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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第2页）

[16]。

至于正事，什么也没有作。

作为布道团的首脑都这个样子，那么，要想使布道团完成沙俄政府的使命是根本不可能的。

好在十八世纪俄中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通使通商的关系，布道团只不过是彼得大帝这样深谋远虑的统治者预先布下的一颗棋子而已，国家的使命还轮不到布道团来承担。

尽管这时期布道团首脑们大都不学无术，或者品德猥琐，或者无所事事，但是，麾下极少量的学生和其它一般神职人员却凭借个人的天赋，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

这些成绩，我们一般都称之为汉学研究，其实，汉学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过是情报收集的一种方式而已。

尤其是俄罗斯汉学，自始至终都带有学术研究和情报收集双重性质。

毫无疑问，在汉学萌芽期，其情报性质更浓。

公平地说，在十八世纪，尽管布道团处于商队或临时使团的附庸地位，但真正收集了对沙俄有使用价值情报的还是布道团成员。

不过，前面说了，当时布道团情况很糟糕，神职人员的品德和知识水平相对很低。

就算是派遣的学员，也好不到哪里去。

整个十八世纪，沙俄一共向北京派遣了26名学生，可是，后来成为汉学家的寥寥无几。

而且，还受天赋和个人兴趣的影响。

例如，第二届布道团学员列·罗索兴（1707-1761），1729年来华，在北京学习和居住了11年。

他是十八世纪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为数不多的杰出学生之一。

应该说，他是第一个像样的汉学家，也算第一位给沙俄提供了有关中国基本情况的真实情报的人。

1739年，罗索欣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翻译满语文献《八旗通志》，这项工作一直到他回圣彼得堡时还在继续，最后和阿列克塞·列昂季耶夫一块完成。

这是有关满清发家繁盛的基本历史线索，是有关满清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最详尽，最真实的资料。

不过，罗索欣最大的贡献还是获得了汉语中国地图，并且把其中的地名音译成了俄语。

地图由朗格于1737年带回俄罗斯，根据郎格的报告，罗索欣受到了嘉奖，升为准尉，工资也提高到150卢布一年[17]。

真可谓升官发财了。

由此可见沙俄对获得有关中国情报之迫切了。

他留下大约30多种手稿。

其中有两部著作对沙俄政府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

一部就是《1730年京报摘抄》[18]，另外一部就是《1735年各省钱粮登记册》[19]。

后一种手稿收集了满清当时有关土地征收税、田税、人头税、典契税等各种材料。

这是沙俄政府当时想弄清楚的。

从罗索欣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对几乎所有中国问题都感兴趣。

例如，他在北京跟一个中国人学习作烟花鞭炮，写了一篇很短但内容丰富的文章[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