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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第2页）

而这些训令之中，搜集中国的贸易情报始终是其主要内容。

1675年，俄国派遣斯帕法里出使中国。

沙俄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就说：“9）极力劝说中国商人携带货物到俄国去···12）请求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

[2]；1693年，著名的伊·伊杰斯使团出使中国，在给他们的“五条”

训令中，第五条就是有关收集商务情报的。

俄国政府要求伊杰斯一定要争取“游览国内市场，要注意各种货物的买卖和纳税情况，以及何种商品自何处运往何处等等”

[3]。

由于这些使团不负所望，收集了大量各种政治，经济贸易的信息，使俄国人开始初步了解了中国。

于是，从1698年开始，俄国西伯利亚衙门就开始陆续派商人前往中国贸易[4]。

1719年，俄国组建伊兹马伊诺夫使团。

临行前，外务委员会给他下达了十三条训令。

其中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条是有关商务的。

而第十一条则明确要求“···所有这些情报均应做好秘密纪录。

特别应注意地是：从中国最好购进什么货物运回俄国于国库有利？能否从中国运出大量金银宝石和生丝？通过什么最好的办法才能与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哪些俄国货物在中国比较畅销？”

[5]。

1725年，外务委员会给萨·弗拉季斯拉维奇使团的发布三条密令，其中第一条里说“他—弗拉季斯拉维奇，应察看中国城市及其地理位置，探知···中国各地的物产情况，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以及小城镇、湖泊、乡村、草原及森林的情况”

[6]。

可是，从后来弗拉季斯拉维奇所提供的报告看，密令的目的没有达到。

在报告中，它仅仅描写了西伯利亚的地理环境及其它基本情况[7]。

实际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俄中交往关系尚浅，俄国使团人员不可能在北京呆很久，何况不能自由前往其他地方。

加上当时俄国人对汉语不太熟悉，所以，要弄清这许多经济贸易情报是不可能的。

有资料表明，当时中国政府虽然不知道俄国商队负有什么特别使命，但总的来说对这些人还是比较谨慎的。

比如1744年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沙俄国家第五次商队）到达北京后，据后来列勃拉托夫斯基提供的报告：“商队在北京的整个期间，中国人对俄馆实行了严密封锁。

俄馆墙外四周都栽上了荆棘，好像那里是几座监狱，里面关着犯了重案而戴上脚镣手铐的囚犯似的。

这是在别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

在俄馆附近有一千多名士兵，每天旁晚日落时监护官就从外面把俄馆大门锁上，整夜他们都把大门的钥匙揣在身上，早晨日出时才打开大门上的锁。

每当俄国人外出时，不管是谁，后面总有一个中国士兵跟着”

[8]。

其实，满清政府之所以这样严格对待商队，倒不是意识到了情报的重要而注意保密（有识之士真正意识到这点，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后了[9]），主要还是怕这些俄罗斯人上街扰民滋事。

尤其当时边境叛逃、纠纷事件不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