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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第1页）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对恢复汉服充满期望。

据鲁迅先生回忆说，南社的众多文人，“渴望着光复旧物”

，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希望能够恢复“汉官威仪”

。

按照他们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满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实际情况令他们非常沮丧。

其实，包括鲁迅先生自己，当时都抱有这种心态。

不过仍然有人进行了实践，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在当时轰动一时。

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根据《礼记》的记载，发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会推广。

不过从总体来看，民国初年恢复汉服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毕竟满清对汉服的绞杀、摧残是毁灭性的，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冠传统荡然无存，不仅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出现了困难，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民族服饰的真正意义在于，她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志，没有统一的认同标志，就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民族认同心理，民国初年汉族服饰的混乱，使得孙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适当之服饰以需应之”

的感叹与焦虑。

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党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

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袍”

。

本来旗袍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袍，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

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袍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充分显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

新式旗袍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袍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

到1930、1940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

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袍。

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据汉式传统服装设计了宽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

袁世凯的皇帝梦如昙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汉族传统服饰也成了“封建残余”

被丢进了的角落。

革命党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

而旗袍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adress”

，旗袍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abutton”

。

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adress”

和“chabutton”

，与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即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蕴涵。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