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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9章（第2页）

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

（邹容《革命军》第2章革命之原因）

鲁迅先生回忆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

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

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

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壮大，现代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清排满”

的呼声日益高涨，满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缓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1906年，清王朝“下诏”

称，准备“仿行立宪”

，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衣冠，拉那氏给“皇族内阁”

又提出立宪原则，声称“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

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通电全国，三百年前“剃发易服”

的旧事又被提起“辨发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

民国肇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剪辫令”

：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

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

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

……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就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孙中山《命内务府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

孙中山等人把满清的辫子视为“奴性”

的象征和民族压迫的奴隶标记，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

“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辫子自然是必须剪除的，但却没有恢复汉服。

大概是由于革命党人思想比较西化激进，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象征，而予以抛弃。

加上当时没有能力对汉服进行系统研究，只有戏装残存，反而给人戏子形象。

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众习惯性等等诸多原因，以至于没有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