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43章（第2页）

，而不是汉服，其中原因大致是这样，一是历来根深蒂固的华夏（汉）文化本位主义。

在古人看来，世间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

华夏当然最开化、最文明，夷狄次之。

“衣冠”

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是默认的，具有惟一性，“夷狄”

是没有的，“禽兽”

更不用说；因此，“衣冠”

前面也不必加上“华夏”

或者“汉”

字进行强调。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籍为数不多的“汉服”

字样来自契丹、女真等非华夏民族的史料中；在非华夏民族看来，汉人的衣服，那就应该是“汉服”

。

二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长期使用“华夏”

“中华”

指代“汉族”

，因之，“汉服”

的提法就不多见。

这其中也折射出汉人长期以来的民族优越感和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不愿意把自己和其它族群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经过辽宋夏金元的民族大冲突、大迁徙、大融合阶段，到明清交替前后，中国境内不同种族之间的族群意识都空前增强，包括汉民族在内，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这从对“汉服”

的用词也可以折射出来：

明崇祯四年（1631年），发生明后金大凌河之役，明廷的监军兵备道张春兵败被俘，坚不投降，后金仿效匈奴扣留苏武的方式，将其监禁在沈阳三官庙。

当时，一位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张春的情况说，（张春）“不为剃头，着汉服居于寺中云。”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戊）朝鲜文献对张春的衣服，没有称“明服”

，而用“汉服”

。

一方面，是出于非华夏民族的认识角度，另一方面亦可见，汉族服饰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并被我们的邻邦承认！

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朝廷流亡缅甸，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

沐天波携带永历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

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非常尊贵。

这时却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穿少数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心中苦恼可想而知。

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

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

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

说完大哭起来。

（顾诚《南明史》第三十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