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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第1页）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还没有过不受约束的“自由”

，正象从未有过不受限制的权力。

电视剧编创者的创作态度和立场，是与他们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是受这种社会地位影响并受建立在这种地位上的世界观及思想方式支配的。

让人不能不有所考虑的一点是，《康熙王朝》编创者的主要人物的社会身份为转业军人或现役军官，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在他们的创作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显然是应该注意的。

如果囿于自己的社会身份所带来的限制，他们无法认清时代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无法准确地认知自身的社会责任，那么，“创作自由”

只怕会引他们走向“创作的歧途”

。

而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康》的编创者们有自己对历史、现实和中国前景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纠葛在一起，使他们观察事物与人生的目光与常人迥然不同，这种目光总是游弋和停留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关注的是社会上层，是领袖人物的事功，是权力的角逐，是战争的风云，却极少有对经济民生等社会一般问题的关注，更少有对普通人和劳动者真实生活及其不幸遭际的同情。

在这种目光中，充满了果敢、断然的军旅色彩，写满了对权力的毫不犹豫的服从，写满了对权力及其权威的崇拜，写满了对权谋、治术和胜利的倾慕与认同。

依据这样的认识，并依凭这样的目光，他们编创出的《康熙王朝》居然热播全国，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如果我们考虑到观众在职业、社会阶层和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那么这种热播现象内在的社会机理和大众接受心理，就是应该予以十分关注的了（本文第五节将对此进行分析）。

在此需要马上指出的是，剧中对康熙的形塑，对其“文治武功”

的渲染，对“康乾盛世”

的描绘，是在伪装和美化“吃人”

的中国历史，是不符合16—17世纪中国社会的真实场景的，是在为虽有丰功但舛误深重的康熙文过饰非，是在为专制主义权力辩护乃至评功授勋。

四

与对权力的崇仰和对权威的营造相对应，《康熙王朝》（以及《雍正王朝》）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反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轻篾，特别是对康、雍年间“文字狱”

暴政的漠视乃至无视。

众所周知，“文字狱”

一词即出自清朝。

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清朝自顺治、康熙、雍正及至乾隆帝，都对汉族知识分子施以高压政策，对反清思想严加防范和打击，或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或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或图谋加害、蓄意制造，“文字狱”

惨案迭起，罗网撒向全国，一案动辄牵涉几十人，甚至数百人，杖毙凌迟，株连九族，死人也要“锉尸枭示”

。

残酷的镇压，令士子学人200多年噤若寒蝉，纷纷避祸于考据之学。

据史家考证，康熙在位期间有近十起文字狱，比较著名的有两起。

其一，康熙十五，六年间，湖北人朱方旦著书两部，讲修养身心，练气聚功。

书中根据意念运气生功的事实，提出了脑的作用。

朱认为，脑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人的意念、思想、记忆均藏在脑子里，并从那里释放出来。

这个观点向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理学提出了挑战。

理学把“心”

看成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