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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第1页）

我们应该展开自己的批评了。

我们当然承认，政治权力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着重要位置；我们当然也承认，权力和权威确曾在中外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皇帝的权力更是至高无上。

问题是即使是这种权力也并非超凡入圣、法力无边、不受限制，而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称。

今天，不论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康熙，或是用艺术手法塑造这个人物，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

这个立场就是要看康熙是否尽到了一个统治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是否正当地运用了手中的权力，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社会生活，是否对权力的合法性有足够的认识。

权力合法性问题，可以远溯至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由那时肇端，中间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洛克、杰克逊、汉密尔顿、麦迪逊、马克思等，及至近现代的韦伯、罗尔斯等人，都从不同层面、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扩展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此问题是社会政治理论和人权学说的基本问题。

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阐述而形成的“天赋人权”

、“主权在民”

、“人人生而平等”

、“三权分立”

等诸原则，揭示了权力的发生、本质及来源，将权力从人类蒙昧时期的神秘状态和“克里斯玛式”

人物的手中转移到人民中间，权力必须代表民意，权力也应该代表民意。

人权学说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具有不可让渡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来，存在于个人的尊严和本性之中，这些权利（或称自然权利）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人民为了保障其天赋权利，才成立政府，赋予政府保障它们的权力。

这些理论和主张对于近代立宪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构成了现代立宪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石。

今天，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只要珍惜国家声誉，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想维护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尊严，无不认同这些政治理论原则并签署《人权宣言》，中国也不例外。

从这样一种现代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权力观”

，我们方能引出符合当代价值观念的“历史观”

。

现代政治理论原则和人权学说提示我们，康熙手中的权力的最终来源是民意。

而不是“天意”

，他虽是皇帝，却并非“神明”

，他无法“呼风唤雨”

，也不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对他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都应该置于是否代表民意、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意义上来认识，他采取的恢复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举措，我们当然要肯定，他颁行的有利于改善人民社会生活的各项政策，我们更要给予褒扬，但对其“禁海”

、“禁矿”

、屡兴“文字狱”

等有违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进步的行为，我们则要揭露和批评。

他正确地使用了权力的地方，我们赞赏之；他武断、自私地使用权力的地方，我们抨击之。

不为尊者讳，也不为尊者妒。

《康熙王朝》的编创者对权力的认识及思想方式，显然与上述思想立场不同。

他们在“民主已成为全球民众共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