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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第2页）

【6】特别重要的是，欧洲封建时代城市的发展及其功能演化对社会进步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欧洲的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很不相同，这些城市相对于国家具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商人、工匠和各种行业协会的势力相当大，顾准曾经写道：“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

【7】在城市中，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

渐渐成形，法权体系、契约观念、个人权利和政治参与意识都逐步发达起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准备了主、客观条件。

马克思本人写道：市民社会树立起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观，允许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润，“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

。

【8】

而中国的“封建社会”

与西欧大相径庭，这首先表现在土地的隶属关系上，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几千年来，国家一直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农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使用者，所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中国古代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等量齐观，他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东方的一把钥匙”

。

【9】马克思写道：“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与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

【10】在他看来，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象中国这样的亚洲社会也就没有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里的那种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

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功能也与欧洲城市相差太远，虽然，中国在唐、宋、明朝都产生了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繁荣城市，但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出现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

【11】。

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国家中央集权主导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皇帝在一切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站在官僚等级的顶峰，监督着国家机器的运转”

。

由于干旱、水灾等自然灾害，历朝历代的君主都要兴办大型水利工程，“他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也是土地收益的主要获得者，他有责任使土地肥沃，防洪治旱”

。

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由于农业的和手工业的密切结合，由于国家严格控制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城市功能的演化，从而阻止了“市民社会”

这样一个自主领域的出现，“国家把任何含有变革种子的异常因子都同化了”

。

庞大国家的存在，使这个制度象一架自动调节的数控机一样稳定，“它的适应性和整体化的职能--这种职能来自极为辽阔的领土和分散的小村社，并由于其对于水利的控制而得到加强——客观上转化为维护现秩序和生存方式的职能”

。

【12】黑格文这样评价说，那种没有自豪感和社会关系一成不变的情况出现在中国，是由社会结构本身造成的，“没有独立的个人、等级或阶级去照料自己的利益，每件事都是从上面加以管理、指导和监督的，因此，他们全都象受保护的儿童似的”

。

【13】由于这些明显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的特点，马克思把中国称为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社会形态，他写道：这种生产方式“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14】因此，他又把亚细亚社会形态称为“东方普遍奴隶制度”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