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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第1页）

有人统计过，自秦始皇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共产生过200多位皇帝，在这些君主中，康熙的确是出类拔萃的。

17、18世纪之交的中国，由于长期战乱，民不聊生，人民渴望天下太平，生活安宁。

康熙因势利导，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主要有停止圈地、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开放矿禁、开海贸易、蠲免钱粮、改革赋役制度、赈济灾荒等，康熙51年，他还宣布实施&ot;滋生人丁永不加赋&ot;之制，因而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地亩加多，人口增加，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景象。

他重视治理黄河水患，每次南巡都把巡视河工作为要务，使黄河50年未发大难。

他勤勉务实，“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

，【16】而且珍惜民脂民膏，在宫中“截减奢费，力倡俭约”

。

康熙12年，年仅20岁的他，面对“三藩之乱”

，并不惊慌，调兵遣将，历时8年予以平定，接着又耗时数年，收复台湾，康熙22--27年，他边打边谈，将深入到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者驱走，然后三度亲征，将气焰嚣张的噶尔丹打败。

在康熙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国不仅实现了统一，且将版图扩展到现今贝加尔湖附近，这种丰功伟业至今仍让国人倾慕缅怀。

康熙之文治武功，罕有与其匹配者；他的勤勉、好学和博识，也少有人及。

作为满族统治者，康熙热心学习汉族文化，重用汉臣，他还与西方文化交往，接纳传教士。

但是，作为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的君主，他也必然是专制的、擅权的，他的蠲免地丁钱粮、治河赈灾、截减奢费等举措，从另一角度看，乃维护其统治之所为，这些政策是汲取了明朝崩溃的教训后采取的“校正措施”

。

这些措施虽然具有消除战乱、平息民怨、恢复促进生产等社会效果，但从本质上说，专制主义君主并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也不代表社会其它劳动阶层的利益。

查康熙一生理政之轨迹，贯彻始终的正是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

之策，这种政策使分散在广大乡间的各个村庄少有联系，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社会阶层保持单一化，商人和商业受到压制、歧视，并遭到各级官吏的百般盘剥。

这种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保证农民自给自足的同时，严格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限制了农民的活动空间和思维、视野的拓宽，将他们紧紧约束在土地上。

在这些驯服、保守、迷信的农众之上，耸立的却是统治者无边的专制权力。

在康熙治下，这种权力一边剥削农民，一边宽宏大量地减免赋税，一边遏制民间的活力，戕灭农民的创造欲望，一边动员组织他们整治黄河，以保护他们的家园。

今天回望康熙，在他丰碑式的功勋前礼拜后，我不禁仰天长叹了。

如果说，中国近代以前的发展在康熙治下达至辉煌的巅峰，那么，中国历史的悲剧色彩也极浓重地涂抹在康熙身上。

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康熙调整了前朝不合理的土地和分配关系，发展了农业生产，扩展了疆土，统一了各民族，“文治武功俱佳”

。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调整能量”

释放完毕，政策边际效益渐渐收缩以后，伴随着康熙本人的逐渐老去，国内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再呈动荡之势。

其时各地贪官污吏横行，肆恶虐众，东南沿海“海寇”

骚扰不断，湖南、广东、四川等省矿民动辄“聚众几万至十余万，强梁争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