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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七章 开始8（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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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公益身份，难以获得资助，面临生存困境，发展受到限制。

据民政部统计，2010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43.9万个，其中基金会2168家，社会团体达到24.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达到19.5万个，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增幅较大，已经与公募基金会数量基本相当。

华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清晰的定位。

慈善的主体到底是谁？是民间社会还是政斧？慈善事业是依法由民间组织自行选择和具体实施，还是由政斧主导、政斧干预和直接管理。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共识。

徐永光认为，现在民间公益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设计，基本上把没有政斧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都排除在外了。

慈善资源的行政化垄断抑制了公众的慈善热情，窒息了民间慈善的活力，这是得不偿失的。

推动建立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组织，厘清政斧责任与民间慈善、慈善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某美美事件与某十字会扯上关系，是因为她自称有“某十字会商会总经理”

的头衔。

无论某十字会的各地组织，还是某十字医院、某十字血液中心等名称中含有某十字的机构，不管和某十字会有没有关系，出了事都会算在某十字会的账上。

某十字会在某美美事件中的尴尬，从一个方面暴露了我国慈善事业立法方面的困境。

随着社会转型和政斧职能的转变，现行的慈善法规已不能适应现实要求，慈善法律缺位阻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不过作为美国传到华国的组织，在美国的监管力度却要大很多。

“在美国，这种情况发生较少，因为慈善机构募款目标明确，捐赠人与慈善机构信息对称、沟通及时、项目评估频繁、捐赠人积极问责。”

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学院何莉君博士表示。

这事（某美美事件）不管是真是假，单从公关方面来说，内部协调一致、由指定的一名高管作为新闻发言人专门接受媒体疑问和采访比较好，这样避免信息混乱甚至信息冲突。”

何莉君说。

“我曾在州立红会工作过一年，任大额筹款经理助理，负责捐赠人信息管理和理事会协调。”

何莉君对记者说，美国红会有三.级架构，从上至下分别是国家红会、州红会、市县红会，而这些分支机构其实与总会没有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

也就是说，这些红会分会都是有自主权的，各自筹款运营、开展适合当地需求的特色救灾和社区服务。

“因此，除救助国内受灾的人员之外，红会更多从事的是一种曰常化、常态化的服务。

因为不是官办慈善，它们需要通过服务当地社区，并从社区募款，维持运作。”

何莉君说。

这些服务包括进行社会的防灾减灾教育、普及急救知识（它们认为急救知识不应该只有志愿者才会，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方面的培训）、抗灾救灾、承担社区一些较**赛的急救工作以及军事服役人员的家属沟通、退伍老兵的慰问等等。

何莉君表示，所有这些工作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一切可能，让其服务的人群了解这个机构，看到其实实在在的作用，接受并给它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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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提升，首先应该从组织内部的治理层抓起。”

何莉君表示，她所工作过的州立美国红会有两个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和顾问理事会。

执行理事会人数有限，多由社区有实力、有领导能力的精英志愿组成、**治理当然也包括很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共同讨论和制定红会的架构和战略方向，全权管理红会；顾问理事会人数较多、具有更广泛的社区代表姓，多元地体现社区的代表姓，包括医生、教师、学生、律师、商人等各色人等，主要为某十字会的各项工作提供辅助和咨询，帮助反馈社区信息、倾听社区多元的声音，更好地服务社区。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明确规定了理事会的三项重要义务：对组织忠诚、对组织管理履行责任、对使命的顺从。

慈善组织如有关联交易或者其他违背组织使命的行为，理事会的决策程序和理由是首先会被引咎的。

美国某十字会以及其他很多慈善机构保持公信力的关键之一就是，公众的信任和捐款对慈善机构的一般姓运作有生杀予夺的权利。

根据《捐赠美国》的权威统计，美国每年30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中，约73%是个人的捐款，基金会捐款占14%，遗产捐赠占8%，企业捐款只占5%。

个人捐款的巨大活力和实力使美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充分认识到公众信任的重要，尽其所能地在常态中增强公众对机构的了解和信任，并获得一般姓运作支持，而不仅是在特大自然灾害前才特别定向捐赠。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斧也会给某十字会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