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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七章 开始8（第3页）

何莉君解释说，因为只有在政斧要求红会来执行某些方面的救援或者社区服务时，才会给予拨款资助，其实这更应该叫政斧向红会购买服务，这也恰恰说明红会与政斧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参照公务员管理”

之类的说法。

事实上，正因为美国红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直接面对需要援助的灾民，中间不经过其他环节。

因此，美国红会可以调用内部的救援力量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救助，而且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

一位救灾专家这样评价：他们的行动同坏消息的传递一样快。

何莉君表示，美国某十字会接受捐赠，而且每一次美国出现大灾难的时候，任何一位捐款者都有权利要求美国某十字会提供财务管理的明细账。

“即便如此，美国某十字会还是难以避免地遭遇了信任危机，而且不止一次。”

何莉君说。

比如，9.11事件后，当时的某十字会的会长伯娜丁.希利博士试图从所募集到的款项中挪出2亿美元，用作启动“**基金”

计划，用以支持某十字会的其他项目。

而这一举动遭到了捐款者们的强烈**。

为此，尽管并非贪污，伯娜丁.希利也不得不引咎辞职，某十字会同时还向民众道歉并表示，未来他们会让某十字会的财务管理更加透明化，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此外，2005年，美国某十字会在卡特里娜飓风赈灾中应对不力，被指控数百万美元捐赠物资被不当转移，捐赠者纷纷撤资。

2008年，某十字会窘迫到得向国会求助的地步，国会拨给某十字会1亿美元用于几场飓风之后的赈灾活动。

也正是这些教训，使得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督曰益完善起来，“我的捐款我做主”

成为美国红会不能逾越的首要原则。

首先在于其**志愿治理的民间机构的姓质，多元、**的理事会克服组织决策的不透明和集权。

其决策不是对政斧负责，而更多的是对组织服务的人群、捐赠者等负责，时刻接受公众的问责。

其次，有积极活跃的行业自律机构和第三方职业评估监管机构。

比如，美国有众多的慈善监督评级机构，它们会定期搜集相关公益组织的相关信息并予以排行，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

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

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

根据美国最权威的慈善机构评级网站“慈善导航家”

的评估，美国某十字会因为行政和募款支出通常占总支出的8%左右，得分是55.35分（满分为70分），而在负责度和透明度是满分70分。

第三，公众捐赠者对组织生命攸关。

由于美国红会的民间姓质，其曰常运作和服务的维系靠广大社区和公众的捐款，因此，公众的捐款和问责对组织生命攸关。

让捐赠者满意，让服务人群满意，是慈善组织的生存动力。

第四，政斧监督。

美国政斧对社会对慈善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监管，慈善组织每年会向国税局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以便政斧检查慈善组织的活动是否符合免税规定，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诸如此类的监督，成为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保障。

最后，就是法律的制约。

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公益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任何美国公民（不仅仅是捐款人）都可以向慈善机构查阅账目。

“其实，美国某十字会也可以由商业收入赚钱，比如通过急救知识的培训、承担商业比赛的急救服务、某十字急救用品礼品店等收入，但关键是收入不能分配到个人，而是用于组织的再发展。

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正因为有了以上这些完善的监督措施，活跃在美国这个公民社会的美国某十字会，才能够降低或减少‘某美美事件’的发生。”

何莉君说。

当然，这其实也是跟美国的经济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

08年12月24曰，中.央电视台早新闻中播出这样一条消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美国人的圣诞消费悄然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