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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与史记的审微思想（第5页）

与“神明”

。

《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不测之谓神”

。

《易传》还吸收老庄关于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化的思想，提倡谦虚而力戒满盈，以便将变化控制在不发生质变的一定范围之内。

《易传》提倡天下无道则隐，如《乾文言》在解释《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

时说：“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这与老庄谦退避世主张及其内虚外顺的处世哲学相近。

《易传》也吸收了某些法家观点，如《蒙》卦初六象辞说：“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噬嗑》彖辞说：“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该卦象辞也说：“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丰》卦象辞说：“雷电皆至，丰。

君子以折狱致刑。”

《旅》卦象辞说：“山上有火，旅。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这些用狱尚刑的思想都与儒家尚德不尚刑的思想明显不同而接近法家。

《系辞》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

这是申述墨家薄葬之义。

《师》卦初六象辞说：“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这又是在宣传兵家思想。

这些材料表明《易传》广采百家之说，绝非儒者一家之言。

《史记》与《易传》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目标，《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易传》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说为指导思想：“《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他认为诸子百家都是言治之书，虽然各家观点互相矛盾、分歧乃至对立，但这些歧异只是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诸子百家都是为现实和未来政治设计方案，他们在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宗旨上是彼此一致的。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只是各家所走的路途不同而已。

因此诸子百家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关系。

在司马谈同时或稍前，《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思想表述，但不及司马谈明确。

《论六家要指》虽出于司马谈之手，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被司马迁完全继承下来，并在整合经学、百家学过程中得到最彻底最忠实的实施。

《论六家要指》本来希望百家“同归”

到黄老道家去，但是随着司马谈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同归”

的目的地就不再是道家，而顺理成章地归向儒家六经。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开列的《春秋》传记系列，除了《左氏春秋》、《铎氏微》及董仲舒著作之外，还有被人们列为儒家的《虞氏春秋》、《孟子》、《荀子》、《公孙固》、杂家的《吕氏春秋》、阴阳家张苍和法家韩非等人的著作。

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孔子《春秋》是战国诸子百家的源头，经学是百家学的大宗，百家之学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走向经学的归宿。

“整齐百家杂语”

，就是要将立论殊方的百家杂著整合成一个统摄在经学之下的互相协调的学术体系。

以这样宽容、变通、联系、整合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战国诸子百家之学，司马迁对诸子百家不是一概排斥全盘否定，而是采取舍短取长、批判地扬弃的态度，公正客观地分析各家学说的利弊得失。

在诸子百家之中，《史记》吸收最多的是道家。

《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曹相国世家》、《陈丞相世家》等汉初人物传记，都毫无保留地赞美汉初以黄老为治所取得的政治实绩，肯定道家淸静无为、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思想。

“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