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易传与史记的审微思想（第6页）

与汉武帝多欲政治的对比，更使司马迁加深了对黄老道家学说价值的认识，《史记》的有些篇章确实含有怀旧的情思。

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记》的主导思想就是黄老道家，黄老学说的价值是在周秦之间“文敝”

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并不是说黄老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好、最高的治国理论。

从《史记》记事倾向推测，司马迁主张在六经旗帜之下酌取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将有为政治控制在不过分劳民的一定范闱之内。

如何评价法家是司马迁无法回避的重要政治学术问题。

汉人因秦王朝严刑峻法导致亡国而对法家多持批评态度，司马迁本人也曾亲身领略过酷吏的毒螫。

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李斯列传》、《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批评法家的刻薄寡恩、惨无人道，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之情。

但他对法家奖励耕战的立国之策、令行禁止的作风、维护统一的立场和治理乱世的作用却没有否定。

《商君列传》即如实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富国强兵的实效，即使对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秦王朝，《史记?六国年表》也敢于说“世异变，成功大”

。

《酷吏列传》实录了汉武帝任用酷吏狂捕滥杀的弊端，但《史记?太史公自序》又客观地指出“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

，这说明汉武帝任用酷吏实出于不得已。

司马迁还吸收了法家关于法后王、礼因人情而损益等思想观点，这说明以法家适当补充六经并非绝无可能。

阴阳五行学说是汉初广为各派吸收的显学，《史记》中的五德终始说、受命改制说、承敝易变说、天降祥瑞说，都来自阴阳学派，阴阳、五行、三统，构成《史记》天人宇宙观的总体框架。

但是《史记》抛弃了阴阳家种种使人“拘而多畏”

的禁忌和“教令”

，像《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说的按月令行政的模式，尤为《史记》所不取。

纵横家是战国多元政治的特定产物，由于纵横家朝秦暮楚、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指归的价值取向与中国重纲常伦理、讲仁义信用的文化背景背道而驰，因而进入封建社会正常状态的汉人对乱世的纵横家多持否定态度。

司马迁在客观地记载纵横家不择手段地猎取卿相富贵的同时，运用经学家的权变概念，突出纵横家的权谋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认为“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

；并从及时立功名的角度，肯定了苏秦、张仪等大纵横家从社会底层走向政治顶峰的非凡才能，欣赏他们运亡为存、纵横捭阖、主宰天下命运的英雄风采。

中国早期军事战略家在长期的征战中创造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也为司马迁所继承，《史记》以肯定的态度记述了从商周到秦汉一些大军事家的兵法权谋，保存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战例，采纳了兵家的奇正说、兵者诡道说等军事理论，并创造性地将战场与商场、兵战与商战联系起来，从兵家角度论载货殖活动。

墨家在汉代以后基本上退出了政治学术舞台，所以《史记》对

墨家的记载和评价比较简略，大体上还停留在《论六家要指》的水平。

对《管子》，《史记》采用了其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说”

、人性好利说等理论。

司马迁对贾谊这位汉初最大的思想家也多有汲取，贾谊肯定秦王朝统一天下的功绩而批判秦统一之后“仁义不施”

，认为“攻守之势”

不同，秦王朝的失误就在于不能做到“逆取而顺守”

。

《史记》所持的正是这一观点。

其他如贾谊所倡导的削藩说、改制说、天运循环说、礼义教化说、砥砺士节说、崇势说、审微说、五百大运说等等，均为《史记》所采纳。

司马迁以前和同时代的学者都难免于学派门户争斗，而司马迁则超越了学派之争，他善于协调众说以构成一个和谐的文化学术体系。

《史记》是学术的渊薮，思想的宝库，没有哪一典籍像《史记》那样，吸收了那么多的学说观点，而各种学术观点之间没有冲突和矛盾。

从这一点说，太史公是《易传》真正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