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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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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字－造字图片（1）】字，郭沫若释为▓【造字：上半部分：左“尔”

右“犬”

；下半部分：‘邑’】

刘起釪认为郭沫若的这一考证是“发千古之覆，为学术史上一大快事，使我们知道此地称▓【造字：上半部分：左“尔”

右“犬”

；下半部分：‘邑’】（即狝），此篇誓词原当称《狝誓》，其它皆假借字”

，并且：

由上所列资料，藉知此地名分歧诸情况。

而最后由现代金文研究，获知其地原称狝邑。

由《史记》据先秦资料所引用，文献中最先称其地为肸，当是狝的同音假借字。

同样由秦博士伏生传至汉代的鲜字，亦由于同音假借。

而西汉三家今文用音转的粊字，东汉古文各篇全承用了今文二十九篇篇名，故亦用粊字。

东晋伪古文再承用之，直传至唐代，故用此地名为誓词篇名为《粊誓》，在《尚书》学史上使用时间为最长。

至唐天宝时改用费字，最虚妄无据。

清儒已指出费为另一地，距鲁都曲阜三百余里，怎能为鲁郊？……可是由于刻成《唐石经》，为以后一切版本之祖，遂贻误至今。

现应明确，作为地名，原称狝邑，先秦至汉用了同音假借字肸、鲜及音转字粊……而从来不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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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资料前后连贯一下，可以推测出来：伯禽誓师的费（bi）很可能就是季氏的费（bi）邑，而费（fèi）伯的采邑费（fèi）邑另有其地。

而且，这两个地方本来也不该算是（按丁寿徵和顾栋高的说法）“异地同名”

，而是“异地异名”

，只是这个“异名”

在历史上传抄的过程中变成“同名”

了。

但这里还有一个疑问：《论语》里边那些关于费邑的记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费邑之为费邑而不为狝邑的佐证呢？——这还真很难说，《论语》的可靠程度比之《春秋》三传和伪《古文尚书》怕也并不会高出多少。

用朱维铮的话说：“到郑玄为止，《论语》的结集基本定型了。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足有六百年。

中间反复极多，在结集史上，空白和混乱交替出现，学派纠葛和政治干预相互作用……结集的过程是材料真实性退化的过程，愈改编愈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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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伯·费庈父

《左传·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费庈（q）父胜之。”

是说鲁国的司空无骇攻入极国，费庈父灭掉了极国。

据杜注，这个费庈父也就是隐公元年里帅师城郎的那位费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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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把隐公元年的城郎和隐公二年的灭极联系起来，这里边似乎有着什么隐意——再来联系一下第三条线索：《春秋经·隐公九年》有“夏，城郎”

，这就是说，在郎地筑城之事才在隐公元年有过一次，又在隐公九年有了一次。

这到底是隐公元年的城郎没能完工呢，还是在八年之后又有返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