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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第1页）

从这几条线索里，前辈学者们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推理之路，一是认为仅在九年之间两次城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隐公元年的郎和隐公九年的郎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比如清人江永，他在《春秋地理考实》里就是这么分析的，不过说话多用“盖”

字，并非凿凿之言，92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取江永之说；929二是认为此郎亦即彼郎，筑城工作既非未完工，亦非出现返工，之所以前后文出现矛盾，是因为其间另有隐情：隐公元年虽然说费伯到郎地筑城，其实这只是一个障眼法，线索就是费伯城郎之事并不见于鲁国史册——事情大约是这样的：费伯扬言去郎地筑城，其实目标是距离郎地很近的极国，这是兵家诈术，所以到了第二年，司空无骇和费伯看准时机，两支军队联攻大败极国，这就是隐公二年所记之事，至于《春秋》所载隐公九年的那次城郎，那就是货真价实地在郎地筑城了——这一观点见于清人惠士奇的《春秋说》，大胆假设，难以求证，所以也和江永一样用“盖”

字说话。

930

谁对谁错，难以辨别。

这样一件史料上的小事，从事实本身来说也许毫不重要，但对事实的任何一种推测或解读都会直接影响到孔子的微言大义。

比如，如果说城郎这件事属于未经鲁隐公批准的擅自行动，而孔子删掉这个记载，应该是为了给鲁隐公留面子，这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广的“为尊者讳”

的书法原则；如果城郎这件事是出于兵家诈术，孔子的删削显然就是另外一种意思了；如果孔子并不知道城郎的前因后果到底如何，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写在《春秋》上，那肯定也就不存在什么微言大义了；如果鲁史旧文确有城郎的记载，孔子并未删削，而是照录不误，只是这条竹简不小心丢掉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他当初有什么微言大义就更难说清了。

越发让人头痛的是，旧意见争执未休，新说法又不断出现。

竹添光鸿根据《路史》说，读作fèi的费地是滑国的地盘。

虽然《路史》并不是一部可靠的书，但竹添光鸿接下来的推论却很有几分道理：城郎之事为什么没有经过鲁隐公的批准，是因为鲁隐公当时正在服丧期间，国家政务都委托给大臣办理。

这个说法的出处应该是《尚书·无逸》和《论语·宪问》，931大意是说，在上一任国君刚死、新国君即位的时候，新国君要服丧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新国君不问政务，把一切国政都交给冢宰（近似于后世的宰相）打理，大臣们也各安其职，听命于冢宰。

新君三年不听政，这事听上去匪夷所思，但孔子说古人都是这样的。

可是，难道春秋时代也这样吗？——就在这隐公元年的三月，鲁隐公就有和邾仪父盟于蔑的事情，这又该怎么解释呢？竹添光鸿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矛盾，弥缝道：在春秋时代，就算刚死的那位国君还没下葬，新君也是可以出席盟会的。

932——解经的努力，总难免顾此而失彼，若为避免失彼，又难免要多方弥合。

第二卷隐公元年夏

第一章《左传》经解：郑伯克段于鄢

《春秋·隐公元年》在该年夏天的记事上只有一句，即“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克段，这是发生在隐公元年的一件头等大事，把《春秋》的叙述直译过来就是：“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

，至于这件事究竟来龙去脉如何，究竟谁对谁错，究竟哪个该褒、哪个该贬，《春秋》一点都没说。

所以，如果想从中体会出圣人留下的春秋大义，人们就不得不去“深刻发掘”

了。

发掘工作自然不全无线索。

——经义既然无法直接求之于《春秋》，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求之于三传。

在这件事上，《公羊传》和《榖梁传》详于大义而略于事实，《左传》却有一段极其详细的叙述，这段叙述也因其文辞的精彩而被传为先秦古文之典范，《古文观止》把它收录为全书第一篇，其中的一些经典格言也常常为人引用，其全文是：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

，遂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