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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为国民争人格（第4页）

袁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

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

，言辞之间隐有悔意。

云南独立前的一天蔡锷最后一次忠告袁，“痛哭陈词”

。

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谋杀凶犯”

。

等到袁被迫取消帝制，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对袁“多感知爱”

。

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

，“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

。

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

。

由此看来，他对袁是有一定个人感情的。

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

在他看来，这是“为国民争人格”

。

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曾通电发表过大量政见，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誓死捍卫民国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

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

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

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不无见地。

他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

袁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

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统一党。

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

。

并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

此后，他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

同时，反对军人结社，认为因政见不同而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

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着共和精神。

所以袁氏称帝，他第一个起来反对。

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

等到胜利在望，他一再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

1916年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