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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为国民争人格（第3页）

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

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

。

由此看来他进京未必是被迫的。

袁曾同意他的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任湖南都督，但他进京以后袁却再也不提起了。

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手握兵权的蔡锷尽管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是唯他马首是瞻的，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势力。

在北京的两年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

，袁曾对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

从《蔡松坡集》可以看出，这二年多他没有发表什么政见，也亏他沉得住气。

期间留下的主要是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

不长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

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

大约只有这个经界局与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

，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

，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

蔡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

一方面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包括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12位将军都签了名。

“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

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使袁对他深信不疑。

因此，后来袁的统率办事处才会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坦然答复：

“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

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其实，他一直暗中与梁启超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筹划护国大计。

梁当时可以说是执舆论界牛耳，连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

，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

。

蔡锷对帝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梁的影响。

“筹安会”

发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访恩师，梁说自己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

他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

不久梁启超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者》，蔡锷则隔几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们先后南下。

蔡于1915年11月中旬秘密离开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12月19日抵达昆明。

梁则于12月18日到上海。

临行前师生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