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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7页）

（《盐铁论·贫富》）。

因此，本末之说还在于每一职业都有其正当的生财之道，有则是为本，另寻邪道以逐利，则为末，故就每一职业而言，亦有本末之说。

东汉王符便以“本末”

来解释农工商的生财之道是否恰当，他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

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

在这里，所谓本，便是每一职业的职业规范和道德；所谓末是指离本而求它利，倘若离本求末，即使得利，也是不道德的。

所以王符说：“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

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饰之，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计愈病矣。

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

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

（《潜夫论·务本》）

二、诚信为本的交换观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自给自足，因此传统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并未成为普遍的、频繁发生的社会现象，加之儒家重农轻商，对存在的商品流通现象也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论思考，而是被纳入德性视野之中来进行道德的论证。

制度的不发达，总是由道德来弥补。

由于古代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关于商品交换的契约制度也未能建立。

因此，经济交往就更多地由道德上的默契来维持，所以说，交往有信，正是对社会信用制度不发达的一种弥补。

当然，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而且正是这种深层的文化原因，使得哪怕是制度日益完善的现代经济社会，信用仍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即儒商在经济交往中所保持的一种信念和有效的交易方式。

首先，“诚信”

在儒家文化中具本体地位。

信从人从言，本指人所说的话、许下的诺言、誓言，其核心内容是真实无妄，即对某种信念、原则和语言出自内心的忠诚，这个“诚”

本来就是宇宙、社会、人生运行的本来状态，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强调人与天的本质是一致的，顺天而行，即是率性而为，使天然的德性化为自然的行为，无一毫的勉强和做作，这就叫做“真实无妄”

。

由此，“信”

在经济交往中并非为了获得持久的、更大利益的工具，它首先是要做人，“信”

是做人的自然流露，其次才是做生意。

这和西方关于信的主张不相一致，无论是西方人，还是犹太人，在经济交往中都极讲信用，但这种信用是对各自所签订的协议而言，实际是对人性恶的一种制度性抑制，这当然与儒家的诚信处在不同的层次。

其次，经济的交往不是物与物的交换，其本质还是人与人的交往，因此，对人性的不同设计，自然是保持经济交往正常进行的方式选择的前提。

儒家认为人性善，认为人是群体的人，所以在经济交往中可以推己及人，经济交往中的诚信不如说是对人性的信任。

相反，西方把人性设想为自利的、个体的、理性的“经济人”

，则每个人要想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就不得不签订条约并以对条约条款的守信来获得经济利益，一旦不信守协议能带来更大的利益，信用就成为一文不值的东西，契约就成为一纸空文。

而对儒家而言，在经济交往中守信则是一种人格的信念和道德践履，我们在儒商的经济交往中就可发现诸多这样道德故事。

如表现在商业交往中的诚实不欺，货真价实。

温纯在《温恭毅文集》中记载明代三原两位“良贾”

，发现售出的货物价格偏高，竟立即赶远路，退还多收的钱，此种不欺美德，传为美谈。

还有在经营中诚信为本，与人谋忠的，如江苏金汝鼎即为一例。

汪琬在《观涛翁墓志铭》中引其子言曰：“凡佐席氏者三十年……席氏不复问其出入，未尝取一无名钱。

所亲厚或微讽曰：‘君纵不欲自润，独不为子孙处耶？’翁叱之曰：‘人输腹心于我，而我负之，谓鬼神何？’……有寄白金若干两者，其人客死无子，寻求其婿归之。

婿家大惊，初不知妇翁有金在吾父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