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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29页）

，强调“以义驭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提倡“良贾仁贾”

，“义以为利”

，表明了中国传统儒商在商品经济活动中高度的道德自觉。

儒商这种注重道德作用和道德自律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规范理性的建构中仍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理性，应该把法制的外在约束与道德的内在自律有机结合起来，促成市场经济更加规范、有序和高效地运行。

技术规范包括生产中的技术规范、交易中的技术规范以及市场经济管理中的技术规范等等。

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渗透着科学技术的运用，都必须奠定一定的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的作用表现在：一方面它是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促进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它是进行有效的市场交换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交换经济，如果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交易就会造成很多麻烦，甚至无法进行。

总之，现代中国市场规范体系是由多方面、多层次的规范构成的一个复杂而有序的大系统，这一规范系统的建构是一个极为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我们必须为实现这一系统工程作出不懈的努力。

3.现代中国市场的方法理性

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动经济，人们经济活动的优劣成败不像自然经济那样依赖于客观自然条件，而主要是取决于主体的能动性；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化交换经济，也是极为复杂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这种能动性和复杂性也就对经济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营的谋略与方法是否得当、合理，常常成为经营成败的关键。

因此，方法问题是市场理性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运用理性的方法去指导理性的市场行为，是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对于市场的理性方法，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

的假定出发，作出了一些非常精致的分析，厂商理论、消费者理论详尽而严密地分析了厂商和消费者如何通过供求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去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和方式。

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理性方法的分析是精致的，具有逻辑上的完善性。

但这种理性分析的明显缺陷是，它在追求逻辑上的完善的同时，脱离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它从一些简单的假定出发，推导出一些基本的方法和结论，而不是从市场经济的实际中引出的。

正如科斯指出的：“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

同时，西方经济学把市场的理性方式仅仅归结为一种量的计算，也明显是片面的。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方法理性则很缺乏，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认为，儒学是一种“实质”

理性，由于其重形而上之“道”

，轻形而下之“器”

，主张“君子不器”

，认为只有对形而上之“道”

的探求才是君子该做的，忽略了对形而下之“器”

的认识和追求，而这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工具理性。

另外，由于儒家主张经济行为的道德化，强调经济主体的道德自觉，而不重视纯粹的理性推演和形式系统的构造，缺乏的恰恰是方法理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市场方法理性的培养很重要又颇有难度。

方法是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办法。

一定的方法是基于事物或对象的客观情况和主体智慧的认识而形成的。

所谓理性的方法，就是一种合乎对象的必然性和主体的思想逻辑的方法，因而作为市场的理性方法，必然体现出市场的一般特征，也应该合乎人类一般的理性思维原则。

就大致而言，市场理性所特有的方法主要有：供求分析方法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这两种基本的方法不仅是理性分析的方法，也是人们在市场经济实践活动中的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供求分析方法也就是从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特有的一种理性方法。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供与求构成了交换的两极和基本关系。

人们的一切市场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归结为供与求的活动，人们一切市场行为的成与败、优与劣，也就与是否正确认识和处理供求关系相联系。

因此，供求分析方法构成了市场行为的一种基本的理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