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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30页）

企业要在市场中取得成功，首先就必须确立供求意识，根据供求关系来确定和调节自己的生产与经营。

同样，作为消费者来说，也应该根据市场的供给状况来确定自己的消费选择，以求得最佳的消费效用。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也是最基本的市场理性方法之一。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理性特征和方法就是资本核算。

韦伯所讲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核算的理性方法，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的最一般方法。

市场经济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是用于交换的经济，受着市场价值规律制约，产品只有当投入的成本不高于市场价格时，才是有利可图的，才是合理的市场行为。

因此，任何主体在选择和确定市场行为时，都必须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这是保障人们市场行为成功的最基本方法之一。

供求分析方法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最基本的两种市场理性方法，但并不等于市场理性方法的全部。

此外，制度分析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市场理性方法。

制度方法就是从制度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市场活动的方法。

相对于以上两种方法而言，制度方法还是市场特有的方法，但却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起着普遍和重要作用的方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论是供求关系也好，成本效益也罢，都是受着一定制度制约的。

因此，制度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供求方法和成本效益方法的运用。

特别是对于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制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还需指出的是，尽管儒家德性经济思想中方法理性较为缺乏，但仍蕴藏着独具特色的智慧和方法。

像“趋时乘势”

的方法、“以人为本”

的方法、“义以取利”

的方法、“和气生财”

的方法、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法等等。

在这些方法中，中国传统智慧与商品经济法则有机结合起来，为现代中国市场的方法理性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总之，市场的理性方法既是市场理性的重要表现，也是指引人们市场行为理性化的必要条件。

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中，培养人们的理性意识，提高人们市场方法的理性化程度，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4.现代中国市场的理性精神

市场理性精神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在此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是相对于以上市场目的理性、规范理性、方法理性而言的，指的是支配和驱动市场主体行为的一些自觉意识和能动精神。

像竞争意识、开放意识、效率意识等。

作为一种市场理性精神，主要表现在这些精神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市场主体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在这些能动精神中还渗透着情感、意志等因素的作用，但理性意识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情感和意志只有被纳入了自觉的、理性的轨道才能发挥其正面效用。

因此，这些主体精神都是理性的，而不是一种盲目冲动。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天职”

观念和禁欲主义精神是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两大根本精神，是驱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理性化的根本动因。

韦伯是从新教的世俗化中去寻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性精神的，对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理性精神的根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不乏启发意义。

也有一些西方学者从达尔文进化论中关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中去寻找市场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等市场精神的理性根据。

我们认为，市场主体的理性精神从根本上说是现实市场经济法则的必然要求在主体意识中的反映，是主体在市场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

具体说来，在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主体应该确立的理性精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自强与敬业精神。

自强敬业是儒家一直强调的精神。

《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儒家崇尚日新之德，就是高扬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