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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14页）

同时，价值规律和竞争法则又驱使着商人只有不断地去获取更大的利润，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商人追求利润和金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

但是，受儒家义利观指导的商人，从来不把经营的过程仅仅视为获取利润的过程，而是同时视为道德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与西方商人有着明显的价值观上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商的金钱观

商人都追求金钱，问题是如何来看待金钱的性质和作用。

儒商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对金钱常常首先要考虑其性质，把钱区分为干净的钱和不干净的钱。

“义然后取”

的钱是干净的钱，是可以去追求的钱；“不义之财”

是不干净的，是不应该去得的。

也就是说儒商对金钱赋予了善恶的伦理内涵，金钱在一定程度上被道德化了。

而西方商人则很少去考虑金钱本身的善恶、干净不干净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金钱就是金钱，金钱只有数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钱就行。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商人在赚钱时就都不讲道德和法律，而是说他们不把道德与金钱直接联系起来，遵守道德与法是另外的一种义务。

有人说，面对一桩生意，中国商人首先考虑的是“应不应该去赚这个钱”

，西方商人考虑的是如何去赚到这笔钱，面对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这种不同态度可以说明显地体现出两者对金钱的不同观点。

儒商因此不像西方商人那样，有着较为明显的拜金主义倾向，不像他们那样把钱看得高于一切，把赚取更多的钱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那些具有新教伦理精神的西方企业家，常常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

，“把更多的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

。

儒商不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

他们追求金钱，但只是把钱作为一种实现人生其他目的的条件。

他们既受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又受儒家分配观念上的“均无贫”

思想的影响，同时还由于儒家崇农抑商的观念在潜意识中的存在，因而往往以行义举来实践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来实现“均无贫”

的社会理想，并以此弥补从事“末业”

而造成的自卑心理。

故而，他们能很坦然地把自己赚来的钱无偿捐给社会。

春秋时商人范蠡曾三次把自己赚来的钱全部散发给亲友和乡党；汉代商人卜式主动向朝廷捐献自己财产的一半来保卫边防；唐代药材商人宋清每年都要烧掉数百张赊欠药款无力偿还的账单。

这些无不说明，儒商对金钱都有某种超然的态度。

2.儒商经营活动的价值追求

儒商经营的价值目标主要有三个层次，即“经世济民”

、“创家立业”

、“治生裕后”

。

这些价值目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价值取向的立足点不是个人，而是国家、天下和家庭，也就是说有着明显的群体本位的倾向。

一般说来，儒商从事经营活动主要目的不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和欲望出发，而是更立足于把经商活动当作养家糊口、创家立业，以至救国救民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儒商的这种商业价值观无疑是深受着儒家文化中家庭本位、“修齐治平”

人生理想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儒家传统特色。

与儒商不同，西方商人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个人主义的。

我们知道，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基石。

西方文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和真正主体，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是神圣的，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

受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加之商品经济本身对利益差别性的强调，西方商人的经营活动的价值目标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很少像儒商那样去考虑自己的经营活动与天下国家的关系，也从不给自己的商业活动加以某种经营之外的社会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