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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15页）

在他们看来，商业活动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去获取利润、金钱，至于社会发展是政府的事情，国家安危则是政治家军人的职责。

当然，西方商人有时也标榜为社会、国家服务，但这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广告效用，很难说是一种真实的价值追求。

总之，不论从金钱价值观，还是从职业价值观来看，儒商与西方商人有着明显区别。

就总体而言，儒商比较注重从群体和社会的角度来确立自己经营活动的价值取向，而西方商人却更注重从个人、从商业活动本身来确定价值取向。

儒商的价值取向更高远一些，与社会需要更一致一些，因而其内在动力更强大一些，经营的社会条件也会有利一些，这些都会促进儒商经营更大的发展。

但儒商的价值取向有时也会导致其经营活动承当太多的外在责任，甚至干扰对商品经济客观法则的遵守，造成经营的低效。

西方商人的价值取向比儒商价值观更切近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本身的要求，要实际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效益更高。

但其狭隘性和过分的利己性造成了诸多的影响经营发展的制约因素，使其很难实现经营的最优状态。

三、儒商的经营伦理观

经营伦理就是指在经营中如何去处理和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观念意识。

商品经济的客观法则要求商人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像自由买卖、公平交易、服务顾客、讲求信誉等，这些伦理原则是任何正派商人都要共同遵守的。

但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不同，在具体履行这些伦理原则的方式和一些伦理原则的理解上，儒商与西方商人又有着明显差异。

1.儒商的信用原则

商业经营的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就是“信”

，讲究信用与信誉是任何正派商人普遍遵守的道德规则。

但西方商人重契约的信守，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这种彼此不信任并非个别现象，而是由其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决定的一种普遍现象。

西方文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

因此，只要有可能，为了自利就会欺骗他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商业活动的一切过程都要经过严格的法律性契约关系来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西方商人不同，儒商强调“信”

，不仅注重自己讲信誉，重信用，而且也提倡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

正像英国学者S.B.Redding在《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华人商人之间进行交往和做生意，常常采取的是简单的口头承诺方式，成百万上千万的交易在彼此的一次简单谈话中、一次握手中就可以达成，而不需要像西方商人那样进行反复谈判和签订繁琐的契约文件。

泰国金融巨子华人商人陈弼臣，以道义和人情方式进行经营，对老客户放款只凭一句话，与客户建立了非常和谐的信任关系，经营稳定发展，他所创办的盘谷银行成为泰国最大的银行。

儒商这种对商业活动中“信”

的理解，显然与儒家文化中的性善论和重信义的观念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儒家认为，“诚”

本是宇宙人生存在的一种最本真的状态，诚表现于外就是信。

诚信在经营中并非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的工具，而是在经营过程中要实现的道德价值之一。

况且，儒家主性善，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依赖的。

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交往要彼此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追求相互间道义上的和谐，而不是彼此在利益上的相互制约。

一方面是自己“言必信，行必果”

；另一方面是相信“人皆有善恶之心”

，要信任他人，彼此信赖，才能达到“和为贵”

的目的。

显然，儒商在经营活动中注意把信用与信任结合起来，这正是儒家文化传统在商业经营中的反映。

当然，在经营实践中讲“诚信”

，也常常成为对制度缺失的一种弥补。

如果这种弥补在传统社会尚有作用的话，那么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的创设不但必不可少，而且也成为“信”

的重要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