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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和德性整合的历史形态儒家经济思想和现代市场理性的建构（第12页）

因此，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活资料的享用都应由名分等级制度所确定，则节俭就意味着对应有的消费水平的满足，而不做非分的追求。

孔子赞赏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论语·子路》），公子荆随着财富占有状况的变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但他始终满足于已达到的消费水平。

知足是使一个人消费克俭的主观条件，也是维护等级制所必须的。

所以，贫者知足，就能“贫而无怨”

，并进而“贫而乐”

；富者知足，就能“富而无骄”

，并进而“富而好礼”

，如此人人知足就上下相安，秩序井然。

儒家的节俭观还最典型地体现在儒商的身上，一般商人以夸富相显耀，儒商则以节俭自律。

明代学者沈思孝在《晋录》中对晋商节俭风气曾有记叙：“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

百金之家，无有夏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

还有弃儒就贾的沈方宪，刺血书“不饮酒，不吃腥，不内寝”

于纸屏上，用禁欲主义的方式来砥砺意志，是节俭自律的典型。

当然，儒商的节俭并非吝啬，他们行义举则挥之千金，在所不惜，他们的节俭自律更多的是儒家消费观念的影响。

在国家财政开支方面，儒家的节用论一方面与“生财”

相联系，另一方面与“惠民”

相一致。

将生财与节用相对举始于墨子，但“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

（《荀子·富国》），而荀子则指出与礼制相适应的必要消费可以促进生产。

他一方面指出“务本节用财务极”

（《荀子·成相》），另一方面，符合礼制的音乐、服饰和美味等高等消费可使“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滔滔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

（《荀子·富国》）。

《大学》对于生财和节用之关系作了系统论述：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揭示了财富增值的规律。

关于节用生财的消费观自孔子迄始，为儒家所倡导，史料也极丰富，正如李觏所说：“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算，析毫末，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强本”

就是生财，节用也是生财，但在儒家的价值观里，还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就是惠民，“节用而爱人”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是国家用财的基本方针。

《周易·系辞》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如果“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

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

（《荀子·富国》）。

这又和取民有制，轻徭薄赋的政策相一致，其中贯穿了儒家“民为贵”

的民本经济观。

第三节儒商：德性经济理论的实践者

儒家的德性经济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和价值选择。

最能体现儒家德性经济思想并自觉地在实践中予以贯彻的，是一群特殊的商人，那就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所谓“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