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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法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失衡1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观照（第6页）

他并不宣称他的礼法获得什么超自然的认可。

他只是拐弯抹角地说这些礼法来自自然领域本身的道德性质，来自这个世界而并非来自人类无从认识的另一个世界。”

如果说，西方自然法作为实在法的价值依据是来自于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是存在于世界万物之外的必然，或是柏拉图的绝对理念，或是基督教的神的存在，那么中国儒家的天则是自然的必然性，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必然性；如果说西方的天命是一种宿命，那么中国儒家的天命则是一种内在的具有伦理意蕴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仅仅作为世界本性、人类固有的本性而存在，而非作为与人毫不相干的、在人之外的东西而存在。

总之，西方的自然法来自与现世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而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

理论则把天理、天道落实于现世人生，无需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来维持。

天人关系是内在的而非超验的，这种天人关系的内在一元化又往往将圣人与天同时视为法律的渊源。

天人相分，使自然法和实在法呈现出二元对立性。

这种二元对立，使得自然法一方面具有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又无法实际取代实在法而起着直接调控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作用。

它作为一套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道德原则，不断推进着实在法去实现正义的价值目标，但从来不具有具体规范的性质。

这个自然法的模式本身就蕴涵着革命性，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也实际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

这些我们只要看看近代自然法学者如格老秀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以自然法的理念对旧制度的批判，以及在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中写进的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如“在权力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等，就可窥见一斑。

相反，“天人合一”

的模式尽管一方面使得天理等具有某些自然法的性质，成为衡量实在法之正当与否、效力有无的价值依据，但同时又是具体而微的实体法本身，不但是适用社会一般和人性一般的超越时空的普遍原理，而且是随时而变的特殊规范。

这种天国与现实的内在合一，往往给现实的存在披上合理化的外衣，体现为维护现实存在的保守性。

我们可以从董仲舒以经义决狱，以及《唐律》等古代法典中礼刑合一的规定中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被抽象为天理又落实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必然具有传统保守的特性。

第二，建立在“天人相分”

基础上的自然法思想，强调的是主体对外在客体的认识和把握，强调的是认知理性，其自然法的实质是一种认知理性的法。

而“天人合一”

建立的是天人相互感通的认识通道，需要主体的投入，在体验和修悟中拥有客体，强调的是实践理性，礼是建立在感性自然的基础上的道德法。

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及其追随者，把“自然”

置于思想体系的核心，“自然”

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某种和谐和秩序；不仅是事物的秩序，也是人的理性秩序，人的理性是自然的一部分，理性支配宇宙，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也受理性的支配，理性适用于所有的人，并是使所有的人能够平等地协调地生活在一起的支配原则，因此按理性去生活，就是自然地生活，自然法因而就是理性法。

自然法之所以具有抽象的理性特征，首先来源于古代的自然哲学：一种在对于自然的好奇心支配之下获得的纯粹知识。

正如文德尔班说，希腊伦理学是从以一种完全与物理学的第一问题相似的问题开始的，斯多葛学派的宇宙理性可以上溯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

或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

，他们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来自早期哲学家主张的作为万物之本质的理性。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理性色彩也愈益浓厚，笛卡儿、斯宾诺莎等对以理性推论出政治、道德和法律的普遍原则或公理的可能性坚信不疑，尤其是斯宾诺莎，他在自己的哲学里，运用几何学的证明方法，试图建立一个精确的伦理体系，用自然科学的语言来描述自然法的规则。

现代的新自然法学者，如富勒之重视法律的程序性、形式性，同样是认知理性演绎的必然结果。

可见，西方自然法本质上是理性法，因而它是与专断和任性相对应的普遍与自由；是与修炼和顿悟相对应的推导和证明，是与迷信和权威相对应的独立和自主。

相反，儒家的礼法思想是建立在感性自然基础上的。

它既建立在宇宙自然之上，人类社会秩序本于自然秩序，是阴阳化合而成；还建立在血缘自然纽带之上，中国传统社会本是家国一体的结构，规范体系演绎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之上的三纲五常。

最后礼法的根据还内在于人的自然本性，《史记·礼书》曰，“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所以，《汉书·礼乐志》就说：“人情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既然人间的秩序是自然情感的完美的呈现，人们就不是去作对象化的思辨认识，而是在修悟中等待自然的呈现，所谓“天垂象，圣人象之；河出图，圣人则之”

，在这个意义上，梁治平认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礼法应译为“spontaneouslaw”

而非“natural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