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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法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失衡1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观照（第5页）

人的价值在于，人能够觉悟自己的本性，扩充自己的本性，从而发挥、完善天的本性，此即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由于理学各派对天的理解有差异，“天人合一”

的理论又有程朱的天人合一于理与陆王的心便是天的“天人合一”

之别。

“天人合一”

理论无论何种形态，它都为礼法设立了一个绝对的根据，以证明礼法的永恒性和绝对性。

所谓法天立道的思想，正是儒家对传统天命观的继承，但天人合德的思想则体现了儒家对传统天命观的革新，并最终确立了儒家的法律形而上学。

首先，它回答了法的道德本体问题，法天立道，本身就是一个天人合德的问题，这就肯定了道德作为法的存在及是否具有效力的最终依据。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本是法理学中的永恒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甚至成为划分西方法学流派的基本标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划分正是如此。

凡认为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据的是自然法学派，而割裂两者联系，认为法律能独立于道德而存在的，是实证法学派。

儒家的天人合德理论，把道德看做是法律效力的来源和依据，使得儒家法律思想具有自然法思想的某些特质。

其次，它强调天是德之本却又内在于人性之中，这是回答法律的应然和实然问题。

按“天人合一”

的思路，“应然”

高于“实然”

的根据，就在于自然的内在本性之中，这种“内在超越”

的致思路线和西方自然法作为“应然”

与实在法之“实然”

二元对立的“外在超越”

的致思路线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而使得儒家的“天人合一”

思想又不同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法文化性格差异。

把儒家建立在“天人合德”

基础上的“礼”

等同于西方的建立在“天人相分”

基础上的自然法，是西方学者甚至很多中国学者在考察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和制度史的影响的一条捷径。

这种认识无论是作为研究的潜在前提还是研究思维过程本身，都可能使研究的结论与现实状况不甚相符，且似是而非，含混不分。

显然，这是因为它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即“天人合德”

。

而我们则正是通过对“天人合德”

这个把两者相区别开来的实质性特点的把握，来了解和阐述儒家礼法理论及其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和制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正如黑格尔所说，“当人们让他们自己为形式所迷惑，把东方的形式和我们的平行并列，或者还更爱好东方的形式时，内容不同这一点，在作这类的比较时是值得普遍注意的”

差异所在，正是判定一种文化个性的关键所在。

首先，儒家的“礼”

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

的基础之上的，而西方的自然法则以“天人相分”

为基础。

费正清说：“中国人不把法律看做社会生活中来自外界的、绝对的东西；不承认有什么通过神的启示而给予人类的较高法律。

摩西的金牌律是神在山顶上授予他的，但孔子只从日常生活中推究事理，而不求助于任何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