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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19页）

，从而影响“道统”

的完整性和导向功能；反之，离开了“道统”

的“学统”

和“政统”

亦会无所依傍而发挥不出自身的作用，就会像西方近代社会那样“见物不见人”

，“步步下降，日趋堕落”

。

基于这种认识，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伦理的现代化是在肯定“道统”

基础上对“学统”

和“政统”

的重视，即“以西方文化之特质之足以补吾人之短者之吸纳与融摄”

。

如果儒化论仅仅停留在理论的逻辑推演和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上，自然没有太多的现实说服力，它需要经验的支持，而儒家文化圈的经济飞跃正好提供了这种支持，它不但对韦伯的资本主义兴起只能依靠新教伦理的文化动因的结论提出质疑，而且看到了儒家伦理已经铸就的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或儒家资本主义。

新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杜维明指出：“韦伯所认定的资本主义精神，强调个人主义，主宰世界，市场结构，竞争，放任主义和对于知识的一种浮士德式的探索。

这是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在资本主义的形成中无疑取得了很大成功。”

但是这种为了新的经验和知识而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的浮士德精神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精神呢？是不是除了新教伦理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一种伦理体系能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呢？新儒家学者们为此展开了深刻的思索并进行了深入而长期的研究。

他们认定，东亚资本主义的现代崛起与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提供巨大动力的新教伦理并无内在的联系或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只能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的精神文化内部去寻找促使东亚资本主义勃兴的奥秘。

这无疑是，儒家伦理对东亚的经营和资本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使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具有了与英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性质。

“这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中心，义务感，自我约束，修身，取得一致意见和合作。

它高度重视教育和礼仪。

它注重信用社区和政府的领导，其经营的风格涉及既学习一整套实际技能又学习如何工作的一种程序和仪式”

。

儒家伦理有突出表现的国家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

杜维明指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道德学说，“对东亚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对东亚伟大文明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

儒家伦理思想在朝鲜，尤其是在李朝，表现非常突出。

实际上，大约从14世纪末开始，近至20世纪，朝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伦理文化的熏陶。

儒家伦理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在德川时代。

如果说朱熹的儒学思想对朝鲜历史和文化、民族精神及国民个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从17世纪直到如今，在日本占有主导地位”

。

杜维明说：“儒学，特别是良知的概念，对于独具一格的日本式儒家伦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一点可以从日本人的家庭与社会的内聚力体现出来。

它也从武士道精神、殉道的观念以及个人尊严的概念中体现出来。

它是在高度重视对于一个完人的教育的范畴中成型的。

根据日本人的理解，所要培养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群体的参与；不是自我利益，而是诸如家庭、宗族、政府和国家之类更大的集团的利益。”

在台湾，儒家思想是受当局提倡的；在香港，儒家思想也颇有影响。

新加坡是个多民族的社会，它在战后十分注意学习日本、韩国等的经验，弘扬和推行儒家伦理文化。

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伦理文化的滋润。

总之，“儒家思想和世界上许多别的精神传统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国家的公众的生活经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