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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20页）

它塑造了东亚的心灵，它的贡献不仅在于个人人格的发展，而且也在社会组织的发展”

。

儒家伦理的基本关切就是学习做人的道理。

学做人就是做有德之人，它不仅仅是掌握专业技巧或寻求特殊的知识；它意味着对一个人不断展开的人性的许多层次的一种整体的理解，并培养一种崇敬的意识；儒家伦理与科学、民主的精神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实际上在古老的儒家那里就常常仁智并举，并宣扬一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儒家伦理也并不同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相冲突，作为一种伦理学问的儒家思想，与真正的创造性不仅仅是相容的，而且它实际上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支持那种我们大家谈论的创造性；儒家伦理倡导的不是一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伦理观，而是一种人我兼顾、己群诸重的整体主义伦理观。

正是具有这些文化特质的儒家伦理，长期以来鼓舞启迪了东亚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促使东亚地区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

这里，儒化论少了一些西化论者的自大和张狂，多了一些辩证理性，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不科学的，它必然包含着一些内在的逻辑矛盾。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提问：既然未来的人类文化是多元化的，那么何以能证明在将来的多元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会成为主流？而基督教文化、犹太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就没有可能呢？儒家思想肯定会比这些“轴心时代”

产生又延续至今甚至到下一个世纪的宗教文化更优越吗？还有深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的亚洲四小龙本该是儒学最巩固的地区，为什么要重新提倡儒学？西方后现代化出现非人性化、意义失落的感受，勘天役物、竭泽而渔、拜金主义的弊病，能否靠儒家伦理治愈呢？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儒化理论以及工业东亚提倡儒家资本主义和儒学复兴，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有说服力的论证，含有对儒家伦理文化过分推崇和美化的主观情绪化因素，正像西方中心论者把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一样，是脱离现实的。

此外，他们批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借以宣扬儒家资本主义，而其实质不过是借助于工业东亚宣扬儒家伦理的优越性，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促进西方现代化的观点异曲同工，都是在宣扬道德决定经济的泛道德主义思想。

还有，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儒化论者作为当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者还是不能摆脱寂寞孤独的境遇，他们不能把儒家伦理推拓于社会，造成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新儒学运动，他们的理论或学说并没有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深刻的善意理解，他们仍然是“寂寞的新儒家”

。

三、本土化模式：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

本土化模式不同于西化模式，它不主张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过程，而应是立足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社会制度结构、文化行为模式去创设一条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

因此，对传统文化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批判地继承，挖掘有利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同样，它又不同于儒化论的文化模式，认为现代化的实现不可能仅仅通过儒家自身的“良知坎陷”

转化而来，主张现代化的实现既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又要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

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就提供了本土化模式的方法论依据。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区分若干种文明社会形态以及相应的文化类型，进而展示社会文化发展的普遍历史规律。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在这里，马克思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了前两个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区别。

第一个形态是前近代形态，它的本质特征是“人的依赖关系”

；第二个形态是近代形态，它的本质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和转变，就构成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历史跃进的基本图像。

马克思这一论断启迪我们，与前面两种社会形态相适应，必然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

马克思关于传统与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着眼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进而找寻文化、制度现代化的历史道路，这就揭示了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普遍规律，对于文化决定论者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具有显而易见的革命性意义。

但是，马克思又反对运用抽象的历史哲学图式来解释东方社会的文化发展的问题。

他指出：“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把“亚细亚的”

与“生产方式”

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属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

的时代概念。

同时，马克思还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说明东方社会特点的理论依据，将其看成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

马克思通过有关的人类学著作对东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强调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尽管马克思认识到东方文化体系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是他明确指出，东方社会文化系统要获得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就“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