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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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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中国伦理文化不仅能够为现代整合人性个体和世界整体的难题提供有益的帮助，而且会在面对后现代化的需求中显示重要的意义。

最后，儒化论是与探寻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起飞联系起来，并利用工业东亚的模型反驳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促进西方现代化而儒家伦理不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

宣扬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现代化可以有多种方式的理论，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对工业东亚和中国也产生信念位移的效应，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家伦理文化。

杜维明认为，在当今世界上，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侧面的复杂过程，不仅文化是多元的，而且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发展形态也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倾向。

儒家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肯定性的关系，故对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儒化论的理论基础是道德中心论，道德中心论本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论观，是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必然结果，但作为新儒家复兴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出于与西方文明相抗衡并借以保存儒家文化命脉的一种产物。

很显然，西方的物质与制度层面的文明较之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发达和先进得多，那么要确立儒家文化的优势地位就需挖掘并高扬儒家丰富发达的道德伦理思想。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正是演绎这种逻辑的典型代表。

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儒化模式也是建立在世界的二分论之上的，不过，它不像西方中心论者以现代化的社会学理论为依据，把人的生存世界分为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两部分，而是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依据，把人的对象世界分为道德和科学两部分，进而以道德的发达程度为标准，进行生存世界的“夷夏”

之分，确立儒家文化的优势地位。

所谓两分的世界模式也就是主张区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或称之为自然世界和应然世界，并在此基础上界定科学与哲学伦理学的范围，使其独立发展、互不干涉。

这种两分的世界模式和思维方法早在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中已露端倪，熊十力的性智与量智之说将其纳入本体论的思考，发展到牟宗三则愈趋明朗。

在牟宗三看来，科学的研究以必然的事实世界为对象，它只增加知识而并不具有意义和价值，它只问“是什么”

而不问“应当是什么”

，这就显出了科学的限度与范围。

在科学的限度与范围以外，还存在着一个与科学的事实世界相对应的人文的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这一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不是科学的对象，而是道德、宗教和美学的对象。

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意义与价值的总根源，这不是科学所对的客观现象。

……这个意义世界或价值世界决不能抹煞。

真正懂得科学的人必懂得科学限度与范围，必懂得这两个世界的不同而不能混一。”

牟宗三并不反对科学和科学研究，他反对的只是泛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并主张把科学与科学主义区分开来，指出：“一个人专心内在于科学本身献身于科学之研究，是高贵的，值得称赞的。

但就是这种把科学的‘理智分析性’与‘事实一层性’从科学本身冒出来而成为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的态度，则须断然予以反对。”

牟宗三谈到，自科学和玄学论战以来几十年，真正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并不多，相反，浅尝辄止，跳出来“用科学”

的人却很多，那些在谈科学主义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科学，真正懂科学的人自会懂得科学的局限与范围，因此就会承认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还存在着人文的价值世界。

牟宗三认为，道德伦理的真理与境界是属于价值世界的，它们“既不是虚妄与迷信，也不是科学的”

，但确实又是具有价值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世界对人来说比之事实世界具有更为关切和重要的意义，它寄托着人的人格理想和对生命意义的寻求，构成人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的根本。

是人，总得关心自己的生命存在，追问生命的真谛及其价值，提出自己人生应有的目标，设立自我实现、自我完善乃至自我超越的范式，并进而孜孜以求。

从两分的世界模式及其对价值世界的肯定、强调出发，新儒家比较了中西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对价值世界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

，儒家更赋予主体性以道德主体性的意义。

所谓道德的主体性是说儒家始终以人为中心，坚持从人的角度看世界，把人理解为具有道德属性的道德行为主体。

儒家“所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研究的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

，“儒家的正视生命，重在道德的实践，丝毫不像西洋的英雄主义，只在生命强度的表现，全无道德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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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文化重视生命和价值世界的特殊性相比较，西方文化重视的则是知识和事实世界，它“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

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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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化注重对自然宇宙的研究，并习惯于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人，试图通过对自然的了解来了解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