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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16页）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肯定科学精神、民主意识、个性解放等是西方文化的创造，但它们被创造出来之后也会因其特定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获得超越西方文化的品格，成为世界化和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

因此，可以说，崇尚科学、民主与个性解放，是文化世界化的内容。

而世界化也许同西方化有某种历史的契合关系，但它绝不仅仅等于西方化。

世界化是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同时展开，又是东方化与西方化的渗透融合。

世界化并不排斥民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任何文化的现代化都有一个把世界化与民族化统一起来，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增强民族化，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推进世界化的问题。

可见，中国的西化论者尽管与韦伯等西方中心主义者的理论动机和价值追求并不相同，但他们遵循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其理论的失足都在于把世界化和现代化简单地归结于西方化，因而注重外来文化的移植和灌输，忽视民族自身文化现代化的创造，忽视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国情。

中国的西化论者所倡导的文化全盘西化论同样地不仅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特有的国情，而且也严重地缺乏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批判性分析与辩证理解，严重地缺乏鼓动民族实行自己文化和文化建设的热情。

它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与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顶礼膜拜、盲目崇拜的立场，既违背了文化世界化与民族化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也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和唤起人们从事创造的勇气，本质上是一种数典忘祖、醉心于欧风美雨而又不思创造、幻想坐享其成的懒惰主义。

二、儒化模式：新儒家模式及对儒家救世论的批判

与西化模式全盘肯定西方文化不同，儒化模式则高度评价儒家文化对社会现代化所起的动力性的根本作用，特别是在70年代末以后，人们在研究“东亚奇迹”

的背后原因时，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教文化圈”

，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且在其现代化经济的运行中，特别是微观运行中，处处可见儒家文化影响的痕迹，比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明显的特色，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东亚模式”

或“儒教资本主义”

。

于是一些学者又一反韦伯的观点，认为儒学不但不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是能够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好文化类型，认为“东亚地区的共同文化传统——儒家文明——是促进这些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

，“四书是现代管理的圣经”

。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

，儒家文化应该成为将来指导整个世界的文化。

这些对儒家文化作用的夸大其辞，无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试图建立与西化模式相对立的儒化模式，也就是试图以儒家文化为中心来代替西方中心论，并以此为动力和依托来实现中国、东亚的现代化并最终拯救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

与西方中心论者不同，儒化论往往是与文化多元主义相联系的。

这是一个悖论，但确是事实。

就文化多元主义而言，它视不同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依据和主旨，表达了不同民族在不同际遇中的特定选择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多元主义必然意味着一种多中心主义，意味着不同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比性；但另一方面，多元主义本身又预设了比较的前提，甚至其概念本身就是比较的结果。

对于儒家学者来说，倡导文化多元主义，是出于一个被边缘化的民族文化的本能反应，以多元文化观为护身符来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进而认为西方文化在解决现代问题上已无进路，唯有儒家文化能拯救人类，走向了儒家中心主义。

如果说西方中心主义越来越令人警觉，学者们也从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走向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亦即在学理上常常主动的回避西方中心主义，但潜意识里又有着稳固的“西方中心主义”

情绪，那么，以文化多元主义为掩护的儒家中心主义则从幕后走向前台，以世界文明的拯救者自居。

儒化论也是与现代化理论联系在一起。

但与西化论不同，它是在一种文化危机中做出的反应，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对本土文化的护卫和反思，因此，它关注的是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具体途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对西方文化的否定和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并不具有文化自大狂的色彩。

他们主张现代化本身包含着世界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必须以世界化为目标，注重全球意识，才能对自我进一步发展有利。

当然，现代化又不是与传统截然对立的，我们只有从自身的传统出发更好地反省和批评传统才能更有益于迈向现代。

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又必须向历史扎根，开拓历史的土壤，发掘其中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宝藏。

儒化论还与后现代化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主张建构“保存化及现代化两面兼具”

的伦理文化系统，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病，使个人和社会得到和谐而交融互渗的发展。

他们目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非人性化倾向、普遍的商业化风气以及人生意义失落、道德沦丧等现状，希望中国的现代化能使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与知识技术的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病”

。

正是出于对东西方现代化问题理论分析，儒化论者竭力强调发掘儒家伦理文化的精神价值，主张在实现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不能不关注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与最高目的性的精神安顿和维护”

，“不可忘记人类建立伦理秩序之时有其积极的主动性与主体性的需求，又不可忘记中国伦理体系具有包含及融合的能力，而包含及融合也原为人性个体与世界整体所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