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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汉人人类学范式与西北中国经验（第3页）

，也就是说，集市与军事有“瓜葛”

，暗合卡尔·波拉尼的经济人类学思想——经济嵌合于制度和非经济因素之中。

制度的设置看不见，但却主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市场、市场体系。

历史上洮州的茶马互市、榷关交易、营上集市，以及相应的三土司五僧纲的“异族”

治理，军屯、民屯、犯屯，这些制度设置都会起到影响社会设置的因素。

对于民间基层组织也是如此。

总之，以上分析的人口密度、交通、生态以及仪式、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深刻的，“市场体系”

的解释是有限的，也仅仅是“多点”

的一个向度。

青苗会的组织方式突破了“市场体系”

和“中心地”

的束缚，以生态和文化的方式构筑基层社会的仪式中心地和组织体系。

4.3.2从祭祀圈—信仰圈到文化多样性的内圈—外圈

洮州地方形成一个个以龙神庙为中心的联村青苗会祭祀区域，这些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区域，通过洮州青苗总会每年一次的迎神赛会而联结成一个仪式体系。

在龙神祭祀范围的外缘地带，居住着汉化的被称为“族”

的藏民群体。

边缘上的藏族社会处于汉藏之间，他们的信仰呈现复杂的情况，但他们已不再属于藏族的语言群体，日常生活上更认同汉族人。

当地人把这些地方叫佛爷的“马路”

，我称之为“外圈”

。

外圈是龙神经常光顾的地方，有义务向龙神募集资金。

林美容对祭祀圈和信仰圈作了比较研究以后认为，祭祀圈是“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

，这种共神信仰是指汉族人共同祭拜天地神鬼的传统，如土地公、三界公（三官大帝）等，祭祀圈本质上是汉族人以神明信仰来结合与组织地方人群的地方组织。

祭祀圈的范围可以是一个或数个村庄，或一乡一镇，基本上是以部落（hamlet）为运作单位，而以乡镇为最大单位。

祭祀圈的特征是:祭祀多神;成员的义务是强制性的;活动的节日性。

在洮州以大庙和青苗大会为中心的一村或联村自然是一个祭祀圈，但也有一些青苗会超越了乡镇的范围，洮州地方的特殊性在于它在汉族人之外普遍存在一个外圈，外圈的存在是祭祀圈所不能解释的。

显然一些有成员身份的藏、土青苗会属于祭祀圈的范畴，而马路上的藏民并不属于青苗会的系统，他们与龙神和青苗会有密切的仪式往来。

那么这个外圈是“信仰圈”

吗?林美容认为，“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或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其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宗教组织，是一种区域性的信徒组织或祭典组织，其范围通常超越乡镇的界线”

。

其特征是:一神信仰为主;成员资格的自愿性;地域上的区域性;时段上的非节日性。

马路很像是林美容界定的信仰圈，但也不完全相同:马路是龙神的巡游、歇马之地，又是募集修建庙宇款项之地，虽然没有青苗会的分支机构，但与大庙有固定的正式联系;马路是汉族人之外的族群社会，他们信仰并求助龙神为马路村落祈福避灾，龙神可应邀“走马路”

，享受他们的供奉和献祭。

以石山会为例，以康多的扎尕梁为界，东部、南部属于石山李文忠的马路，西部属冶力关常爷的马路。

恰盖、申藏和江格尔河都是石山会的范围，东西长约30公里。

龙神的马路，即外圈，同样存在青苗会组织或类似青苗会的组织，凡有组织之村落便自然成为青苗会会员，说明其组织不是“自愿性组织”

;如果外圈里不存在类似组织，或者这类组织不与龙神庙和青苗会大会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则基本上可以算作信仰圈。

但事实上，外圈与内圈的交往已经超出了“香客”

或信徒组织的界定而出现了新类型。

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外圈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