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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汉人人类学范式与西北中国经验（第2页）

的味道，以主人姿态出现的徐达似乎没有设立分庙的必要。

徐达位尊而只拥有一庙一会，恰好隐喻其超越众神的权力。

清同治以后旧城的五国爷、冯旗太太不来新城参加迎神赛会，这成为地方的重大事件，当地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其中一则说:

五国爷和冯旗太太在同治以前都到新城参加迎神赛会，但是赛会期间发了冰雹，十八龙神的会首聚会讨论和神算，神算的结果是五国爷和冯旗太太因在路上调情、有暧昧关系，所以招致神怒而引发冰雹。

自此旧城、冯旗二会发誓永远不去新城参加赛会。

组织分化和仪式分立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和市场地位。

如果说新、旧二城的仪式裂变符合“中心市场”

区域的市场体系理论，是新、旧二城中心市场的经济地位的现实体现，那么其经济地位又自然地投射到组织的内在结构中。

二是行政中心的引力。

尽管市场和经济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可过分夸大。

在清同治以前，新城作为国家行政中心，其地位是比较稳固的，此二地青苗会也与作为政治中心的新城保持着仪式联系。

仪式分立发生在同治兵燹之后，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地方战乱和国家积弱的反映。

当国家意识的引力作用减小时，民间组织有走向碎片化的趋势，星团结构出现紊乱，不调整便难以为继。

三是文化自主性。

新、旧二城存在文化差异，旧城有“回城”

之称，伊斯兰文化色彩颇浓，而旧城的周围地区则是藏民村落，藏文化的显著影响使得旧城青苗会更富有佛教色彩;新城周围的汉族传统更加突出和明显，尽管其社会组织对不同族群和文化表现了很大的开放性。

文化自主性是组织结构中内在的驱动力，它的成长需要上述环境条件的支持。

在洮岷地区出现的几套龙神体系可能有这些因素的作用。

洮州虽然缺少基层市场，但并没有影响基层的仪式和乡村权力中心的形成，而且洮州存在一个发达的社会组织网络——青苗会体系。

施坚雅说:“在复杂社会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18个龙神的庙宇中，除新、旧二城加上冶力关和新堡有专业市场的市镇，14个庙宇所在地不是集市，12个庙宇不在乡级行政中心。

然而14个龙神庙宇无一例外地都成为社区的仪式中心地。

在洮河北岸的新堡青石山，南路爷庙宇并没有位于集镇，但它不仅成为新堡5会10村的仪式和权力中心，而且南路爷胡大海的领地覆盖了洮河两岸的广大汉藏地区，所以“南路佛爷马路宽”

成了当地人的口头语。

甘沟—羊沙的庙宇中心没有可以依托的基层市场来构建自己的青苗会体系。

事实上甘沟与羊沙的联系是宗族的、仪式的联系，宽泛地说，是文化联系而不是市场联系。

宗族控制大庙和青苗会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西路的刘顺大会、石山大会的庙宇群落实际上各自构成一个冰雹防御体系，当然整个洮州的龙神信仰和青苗会的仪式活动都包涵着防御生态危机的仪式。

西路的石山据说是冰雹发动的起源地，石山会的大庙就在石山脚下，这些由若干村落构成一个共同体的方式是建立在防御冰雹的协同组织和共同仪式基础上的。

所谓“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是基层市场区域”

的说法，在洮州是不适用的。

洮州有18个青苗会大会，而只有两个市场中心地，也就是说大多数基层社会组织没有自己的基层市场。

洮州的调查表明，尽管这里曾是茶马互市的发生地，但市场交换的传统没有在汉藏民众中留存多少，市场的作用不能被高估。

除了市场那只“手”

，还有文化、制度、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手”

对组织进行安排和设置。

说到国家制度对基层民间的影响，集市的建立与明朝的边疆政策和具体的表现形式——驻军有关。

洮州人把集市叫“营上”

，赶集叫“逢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