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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跨族群的青苗会（第3页）

洮州的文化生态学，看起来好像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行为结构和仪式结构，但并置和比较了影响组织结构的所有变量，比如族群政治、高原经济、生态环境、仪式信仰、互助行动等后，我才发现正如生态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十分强大一样，来自社会结构中的龙神信仰仪式和包括不同族群的社会协同行动对生态危机的防御、对组织的建构显得更为强大和积极。

4.1.3组织类型与规模

冰雹路径与青苗会组织分布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两个连带问题:如此宏大的组织规模是生态环境的因素、文化的驱动力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组织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又如何解释?

说到组织规模，应该提及斯图尔德的开创性研究。

斯图尔德是系统研究社会组织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第一位人类学家。

他眼中的社会组织其实是北美大平原上的狩猎和采集的生产组织，其组织类型和规模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几种独特的人类组织类型。

家庭组织家庭组织适应于资源广泛分散且漂移不定、生产率低下的居住环境。

该类型以分散的核心家庭为主，仅为短期的聚合。

父系群队父系群队是由50来人组成的相当固定的复杂家庭组织。

狩猎者是男人，适合于猎取非迁徙性的小型猎物;采集者是母系群队，妇女是生产的主力，适合于种籽或根茎的集约采集。

混合群队此类组织适合于集体猎捕大型猎物，它由宗教或假设的亲属关系纽带联结，是大规模的核心家庭的集合或复合式家庭集团。

我们看到，斯图尔德（1938）把组织类型或规模与资源的丰俭和文化适应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了。

另一位美国学者魏特夫（1956）考察了水利社会的组织类型以后说，组织规模太小不能满足社会控制所需机构设置的复杂性。

虽然“水利社会”

被赋予国家行政雏形的意味，但比较准确地勾画了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规模宏大的基本状况。

宏大的组织规模凸显中国人偏爱举一国之力办大事的组织模式，如果按照斯图尔德的理解，就是偏大的组织规模是适应资源状况的合作之需和文化适应的有效性问题。

生态人类学把社会组织看做集体文化适应的行为，其文化行为有三个方面:技术、制度和思想。

（1）技术

技术是谋取生计、自我保护和发展的“工具箱”

。

洮州青苗会进行集体互助，防御生态危机的生产和仪式行为皆属这一范畴。

不过，技术因素在早期生态人类学家那里被过分夸大，把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技术与发现。

洮州人面临的生态危机不是局地性的，横贯东西的两条冰雹路线覆盖了洮州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形成两三个冰雹带。

人们的协同行动必须是超村落、超族群的大规模合作，这就是超大规模青苗会产生的生态或技术方面的理由。

然而，跨村落和族群的联合行动单凭生态和技术的解释是不足为信的。

族群共居的小生境和文化多样性意味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凝聚，洮州的地方性特征也应充分顾及，如族群之间的多重关系，国家的边陲政治和冰雹灾害等复合关系。

因而寻求社会文化的解释应是明智之举。

（2）制度

从理论上讲，制度是关于亲属关系、族群政治、阶层、自发组织的社会设置。

从当地人的角度看，他们使用“规程”

的地方熟语来指导和调节人们的行为。

社会组织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对宗族投入了巨大的关注。

可是宗族作为血缘群体和地缘组织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比较封闭的。

洮州青苗会虽有宗族的关联，但它最终还是超越了宗族的局限而成为复杂和多元的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制度的变化是组织适应的重要原因。

制度变化的依据不是刻板的学究理论，“情景”

的活用是一种民间智慧。

生态脆弱性和族群多样性所产生的需求，使得洮州人必须采取收缩宗族关系，同时扩大族群关系以联合更广阔的社会关系。

（3）思想

思想是关于价值、规范、知识、宗教信仰、情感、道德和世界观的一种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