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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跨族群的青苗会（第2页）

张思发现，顺天府档案41001，嘉庆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小田则子查阅到，顺天府档案121034，嘉庆十六年八月;王福明查阅到，顺天府档案153051，嘉庆十七年八月。

“草山记碑”

可能是迄今有关青苗会组织产生的最早文字记载。

4.1.2冰雹路径与青苗会组织的空间分布

在洮州历史进程中，冰雹之灾给地方社会带来了持久的焦虑。

《洮州志》提及雹灾时说:“夏秋之交多疾风雹雨，其来甚骤莫可预防，禾稼遇之则摧折无余，农人深以为患。”

洮州及其邻近地区是甘肃省冰雹发生最多的地区，据统计，甘南五县在1973—2002年发生雹灾1321次。

它主要集中在5—8月，其中6月份最多，占总发生次数的22.5％。

冰雹持续时间10—20分钟，这似乎是很短暂的时间，但其破坏力却是惊人的。

对于高原洮州，农历五月之前发生的雹灾如果不是十分严重，那么，按当地人的说法，“雨打青苗还有十分的收成”

。

此处“雨”

乃冰雹，当地人把冰雹叫做“白雨”

。

五月之后的雹灾显然对庄稼的打击是致命的，尤其是青稞、春麦成熟季节，往往造成庄稼绝收。

所以农历五月是洮州人进入一年中的仪式举办的**期。

当地人认为冰雹的发源地是大石山，因而大石山曾经是洮州驱雹的仪式中心，这里的龙神李文忠因此颇负盛名。

其实发源地远在甘肃西南与青海邻近的西倾山，或阿尼玛卿山，属于东昆仑山的支脉，即当地人说的“铁占山”

。

有两条冰雹路径对洮州危害较大:（1）发源铁占山，经大石山、新城（有时绕道刘顺或石门）、扁都、店子、三岔后入岷县;（2）自铁占山经长川、羊永、刘顺、新城、扁都、店子、三岔后入岷县。

铁占山就像一个发射塔，因地形、气候和植被等小气候因素，冰雹路线会发生变异，形成路径上的变化，向南危害到西路的卓洛、旧城、术布，经羊永南下卓尼;向东到龙元、陈旗并进入东邻岷县。

因为冰雹路径宽约3—10公里，且时有不规则的冰雹路径出现，所以在洮州东、西、南三路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山地农耕区，几乎所有的汉、藏、回村落都处于冰雹的打击范围，形成了一个冰雹带。

可以说，那晶莹而危险的冰雹折射着个人和群体的行为与价值观，这不但能从“扎山”

仪式和迎神赛会上再现生态危机的情节上可以看出，而且从小范围的互助到集体协同中都能找到雹灾与组织行为的因果关系。

这种情况多少有点斯图尔德有关“文化核心”

的味道，他相信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易受强大环境关系的影响，他的“文化核心”

指的是与生计活动和经济安排密切相关的社会特征，即技术与发现。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存在的致命缺陷就在这里，他只关注生计技术的文化创造，如两性分工、家庭组织、集团规模和政治控制，而忽略了社会结构中的许多方面，尤其是仪式行为。

依我看，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没有问题，他认识到环境与文化是不可分离和互构的，这显然比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环境决定论和忽视生态环境的博厄斯文化决定论更令人信服，问题出在文化核心概念被错误界定和后来者随意套用上，使得这个概念太过褊狭。

其实，文化核心概念是极具潜质的，比如“水”

与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组织就是一个同构过程，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wittfogel）从“水利社会”

看到了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

在洮州，气象灾害带来的恐惧与焦虑深深地植入当地文化中，洮州人的“舔碗”

习俗，“搬场”

、护林和驱雹行动，祭祀龙神的迎神赛会和“扎山”

仪式，无论从人们的日常习俗抑或组织行为和仪式看，雹灾影响了整个地方社会的结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雹灾塑造了地方组织的许多特质，并嵌入文化核心。

因此，这一概念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地方社会最为本质的东西。

然而，缘起于斯图尔德和怀特（levinalvinwhite）新进化论的谬误导致了生态还原论（ecologicalreductionism），一些学者主张社会组织和文化的特殊方面乃是为了满足地方群体适应环境的特定功能。

这就犹如把女人看做性器官从而忽略她的社会属性一样，简约论思想把社会组织和文化视为无结构的实践和信仰的安排，而不产生社会凝聚力。

关于村落凝聚力的话题已在相关章节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