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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星团结构（第4页）

1944—1945年编排保甲先在洮河沿岸试行，任命乡长。

但保甲推进过程中遭到部落群众的反抗，此工作直到1947年才有进展。

费孝通关于保甲的分析颇有道理，他说保甲体系带来的是从上而下的政治轨道，这个体系可以说是把国家的警察体系引进了每家每户。

对于政府来说，更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和人民打交道，而不是样样事情都要经过地方组织。

但保甲制度的缺点是，人民一律以数字单位组织起来，这样的单位必然和实际的社会组织不一致。

如果保甲是合法的，那么自然的地方组织就变得非法了。

藏人的回应乃是文化抵抗，没有反叛的图谋。

藏人所考虑的是，保持因袭已久的政教合一的生活方式。

比如藏族家庭习惯上要至少抽出一个男人出家当喇嘛，编排保甲意味着行政权力下沉到家户，兵役和赋税将由单一向土司缴纳变为向国家—土司的双重缴纳，进而很可能会剥夺其宗教文化权力。

所以藏人进行了温和的、有原则的抵抗。

离心自治的极端事例可以在裴宜理的淮北研究中显现:20世纪20年代以来，淮北受频繁的旱涝灾害影响，发育了一种激进的生存策略。

当地人建立起走私和盗窃的组织团伙，该社会相应走私盗窃组织因生态灾害和政府行动的刺激，规模愈加壮大，愈加偏离国家的权力。

总之，离心运行是一种摆脱国家控制，民众缺乏国家认同感而转向依靠自身力量的自治方式。

离心运行也有动乱和政治等原因，它呈现弱国家、强社会的特征。

它与脱轨状况不同的是，地方社会拥有较强的组织体系，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自治。

（3）并轨运行

并轨是国家取缔一切民间自治力量，将民众、地方社会直接拉上国家战车的做法，会造成国家强社会弱的格局。

这种现象是国家集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将导致社会自治团体完全瘫痪乃至于无，国家直接参与和强制攫取小生境的资源。

国家行政控制到村落的情况曾历史地出现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社会。

经过1955—1958年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民众的文化空间大为压缩，民间组织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按照孙立平的“整体性社会”

的表述，国家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动员能力极强;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社会缺少中间阶层的缓冲;当国家的控制削弱时，社会具有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倾向;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全部社会生活呈现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由于缺乏精英，民众抗拒运动的水平低、冲击强度大，而建设因素少;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的驱动。

3.3.3星团的引力与秩序的修复机制

乡土社会与国家关系呈现出诸多历时性问题和复杂性障碍，关系的聚散离合也呈现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皆有微妙变化。

然而无论怎样离散聚合，收拾乱局、追求秩序是中国人的普遍诉求，简言之，秩序和人心向治。

关于秩序，中西方有颇为不同的概念。

秩序在中国人的宇宙观里得到体现，传统民间文化的时间观念是把时间按天干地支分成许多段落，这些段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时间循环，其间贯穿着“和合”

的观念。

洮州人把对“时序”

、“秩序”

的理解用之于地方性政治表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八个字在会首的祝辞中、在龙神庙的门联上频繁出现。

“和合”

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以“秩序”

的中国概念是从“和合”

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