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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星团结构（第5页）

西方政治学所说的“秩序”

是从权力分化与交换的观点来讨论的，认为秩序的基本问题是权力的界定。

与“和合”

的观念不同，“国家与社会”

理论从权力出发强调两者的二元对立，反映在市民理论上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国家的权力扩张。

可见中西方学界对“秩序”

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秩序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国家与社会”

理论框架的反思，而不加反思把理论套用于中国经验，可能会陷入学术“黑洞”

从而丧失文化自觉。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通篇强调“分化”

、“裂变”

的概念，乃是上述理论取向的反映。

在他看来正是“分化”

产生了宗族的精英、组织和权力，因而宗族组织可以与国家交换条件和进行抵抗。

当前人类学研究地方社会时有一种强调“权力”

、偏好“冲突”

的倾向，而不关照本土思想中的“和合”

传统，实应反思。

回到“秩序”

问题，国家的极端集权、政局混乱，地方社会的脱轨、离心，都是有悖于秩序的现象，这种社会状况由于人心向治的要求必须得到修复。

促使其修复的力量在天体物理学上叫做“万有引力”

，在社会科学界可称做“社会引力”

。

前文说过引力乃是国家意识和地方认同，但引力和斥力是可以转换的同一样东西。

比如，地方认同是小社会的引力，而有时对国家来说则是斥力，国家意识和认同对社会也是如此。

引力的存在有双向限权的作用，使得上下分治成为可能。

社会与国家的运行过程存在一个循环往复的修复机制:正常运行——脱轨——修复——正常运行。

天行健，大道行，国家治国有方、齐民有术，社会与国家则上下秩序井然;如果政治导向出错，国家体系自身首先出现衰颓迹象，制度失灵，行政不作为，那么上层的颓废情绪也会向下延伸，地方社会开始凝聚力量以自保，民众在经济上抵制剥夺，在思想上借助民间信仰扩大地方影响，以仪式表达社会组织的力量;在衰颓的趋势中，国家更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压缩其自主性，而民间的不信任情绪在弥漫扩散。

社会组织彼此保持着松散的联系，相互独立的实体难以进行有效整合，分散的力量意味着失去方向感，地方社会在无序的社会背景下离心运行。

当国家进入全面的衰颓，如果有动乱、战争和生态灾害等内外条件，社会组织也将受到极大削弱乃至消失。

此时地方社会的自治因缺少精英、凝聚力和能量而脱轨。

国家导演无暇自顾，社会无力上演地方剧本，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人民、官员、国家、社会上下一致要求修复关系，但局面的改观往往是在改朝换代以后，重建权威和恢复秩序的工作在国家有了新的规划才得以展开。

国家又开始发挥治理功能，社会又回到自治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