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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国家权力进入边陲社会的历程（第3页）

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战乱和承平相交错，繁荣和饥荒相交替，军事传统持续并沉淀在社会结构之中。

研究东南边陲社会的弗里德曼没有注意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王铭铭从地方史里捕捉到泉州有一种城市的基层军事联防组织——“铺境”

，他在“铺境”

的空间层次上寻求与施坚雅的对话，论述的精当之处可能是军事联防的区域与后来的地域崇拜、社会控制重合为大致的社区，其目的是论证地方社会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地方社会何以游走在顺从国家权力与地方自主性之间并采取适应时代的灵活性。

在同一地域的地方社会，庄孔韶先生意识到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军人集团，其中的民团有宗族组织的社会基础，土匪和小型军人自治集团依赖同族、同乡、同学、姻亲、结拜等社会关系来维系其力量。

军阀和军人集团在20世纪20—40年代，不同程度地冲击或直接操纵地方行政和经济，对社会和民生产生了不小影响，因此军人集团在庄孔韶的“汉堡包结构”

中处于结构的顶端。

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裴宜理引入生态视角对淮北社会进行研究，发现农民迫于生态灾害，通过房支组织的走私和盗窃行为来获取生计资源，在受到军事集团的压力时他们采取以武力反武力的保护性措施。

她精彩地说明地方军事化对家族生计的影响以及宗族对此作出的反应。

从明清西北边陲地区的卫所制度的话题谈论到东南海疆的相关设置，国家在利用“土流参治”

的政治手段统御藏人的表象下，其实质是军事控制。

我之所以在此谈论地方社会的军事力量，是因为清中叶以后的军事社会化现象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历史上军事化现象对中国地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沉淀在文化行为的细节中。

洮州也是如此，洮州青苗会的组织过程也总是萦绕着一个军事意象。

3.1.3茶马贸易的政治面孔

“洮州之马天下闻，蹑电追风穿孤云。”

洮州产马，而牧马的藏民嗜茶成瘾。

茶在藏人简单的饮食结构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番人食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

，他们所吃的三种食物，羊肉、糌粑和茶，在生态学上有某种相生相克的意义。

为了保持肉的鲜美和维生素，藏民食用五成熟的牛羊肉，若按汉族的生熟标准便是生肉。

当地人说，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这是茶的物性转变为茶政治的基础。

茶马互市唐宋有之，明代盛极，随着大清帝国的统一和稳固，战马需求减少以及国家对市场的破坏性控制扭曲了茶马价格而于乾隆初终结了官营的茶马互市。

朝廷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利用了藏民的生物上的瘾性和文化习性为国家政治和军事之目的服务。

马在各个文化中都是重要的、具有象征价值的资源，但也是一种商品，只有当马用于战争才成为“兵甲之本”

。

因此玛丽·道格拉斯说，“商品是中性的，而其使用则是社会性的”

。

对于刚刚建立大统的明初帝国来说，如果能够控制作为战略资源的马，无疑会“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

，使北元蒙古不得战马而为明军所独占。

如果马为国家所独占，既可削弱残元势力，同时充足的战马更能增加明军的战斗力。

除了上述的种种好处外，茶叶为明廷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胜算，还为财政贡献了大量的税额。

当时产马的吐蕃政局尚未彻底稳定，如何臣服吐蕃人并将他们拉上朝廷的战车，这些问题激发了朝廷官员的灵感。

找到茶叶交换马的办法不是明廷的发明，但明廷的确把茶马贸易制度用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