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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国家权力进入边陲社会的历程（第2页）

的政治发明

帝国时代的中国施行流官制度，弗里德曼注意到这一制度的作用，但他关注的是地方官和宗族，或者说权力和当地人际关系的再生产对王权的威胁，他无疑看到了该制度安排上的隐秘。

县以上的官员应该异地为官，任期一般为三四年，所以流动频繁，这样他不能也不愿在任期里与属地建立亲属关系，从而融入地方网络中。

可是弗里德曼没有看到流官治理与土人参政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在西北“番汉杂处”

的洮州边地又是如何推行流官制度的呢?明廷在开国之初就认识到西北边疆的险要和多民族聚居的事实，如果采取单一的流官制度就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和实现疆土长治久安的理想。

因俗而治是古已有之的异邦治理之道，而“土流参治”

则是明朝在洮州等甘青卫所的政治发明。

土司又叫土官，是在民族地区任用各族上层因俗而治的一种官制。

土司制度的特点是，土官由朝廷任命，享有世袭特权。

洮州的西番首领被赐予土司从而被吸纳进中央设置的地方军政机构中，既是国家官员，又领有封赏的土地、民户，帝国允许他们建立一定规模的土司衙门实行自治。

在地方政权结构中，流官的权位、官员数量高于土官，如洮州卫在洪武十二年以后，汉族指挥、佥事有十几位，土官的职位有两名，另有一名土百户。

土司间接地受到中央政权的辖制，他对朝廷的任命与封赏表示忠心体现在边地守卫之责和象征性的纳粮义务。

明正德三年（1508），旺秀（杨土司）朝见明朝皇帝，帝赐姓杨名洪并授任洮州卫指挥佥事，他在广阔的自治范围内实行土司—僧纲的政教合一制，有土兵2000名，把守暗门5处，隘口25处，这是洮州卫军事防御工作分派给土司的那部分，土司每年要向朝廷纳粮的数额是青稞10石。

相比而言，华南、西南的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

。

这种自治在朝廷看来显然是与之分权，因此自明朝后期直至整个清朝便在西南地区启动了“改土归流”

的政策，而西北没有这一过程。

可见，洮州土司与国家的关系更为融洽。

帝国利用土流参治的施政方略有效地解决了边陲的安全问题，使“他者”

属性消融在中央政治体系的框架里。

清初沿袭明制，依然推行卫所制度。

至康乾年间帝国疆土增加，社会呈现繁荣景象，社会军事化色彩开始褪色，但这一过程尚未走完，便在清中叶以后的中国更广大地区出现社会军事化现象，有学者把它称做“军事社会化”

，或者“军绅集团”

，或者“军事权威下移”

。

出现在清中叶以后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武化现象，无疑对中国基层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很大影响。

洮州地方在同光之际出现了史称“回乱”

实为地方军人集团争夺地盘的兵燹，民国十八年再次出现最终演绎为族群对抗的战争。

有众多人类学学者关注的东南边陲社会又是何等情景呢?对于东南海疆来说，虽然有“鱼盐之利，百货云集”

，但“海寇居多”

，“固海禁不可过严，而海防不可不豫也”

。

于是泉州在洪武二十一年建立了以海防为务的卫所，其中有海军和屯军将近70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