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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积极回应 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战术调整（第7页）

仅空间或时间的变化，就能生成千变万化的学习过程。

政策学习的时间维度包括三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空间维度有两个：本地与他地。

“在任何为了减少不满而进行的努力中，政策制定者都有三种选择：翻阅国家的历史、思考国家的未来、从其他地方的现行经验中吸取教训。”

许多学者在政策学习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这一点达成共识。

在任何时间点，政策决策者所追求的利益和理想都是由“政策遗产”

或对早先政策有意义的回应塑造的。

随着学习的主动性方面在政策制定和变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强调学习具有影响政策预期和改变认知、偏好和信仰的功能。

相应地，社会政策的形态也由反应型政策形态向前瞻型政策形态转变。

政策学习传播研究认为学习的机制主要是水平的和主动的。

相比而言，垂直的政策传播大多通过强制手段执行。

梅塞古尔认为，国家间政策学习是有条件的：政策学习常常发生于同类国家之间；决策主体倾向于向取得了显著成就的国家学习，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国家拥有最正确全面的信息。

在学习的方向上，首先学习是水平的；其次学习是向上看的。

越大的决策主体，在政策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上越有优势，而小的决策主体更倾向于模仿性学习。

关于学习的路径，渐进主义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和有限学习理论分别提供了有建设性的启发。

与渐进决策理论相似，研究者认为虽然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学习很关键，但是渐进式学习更应成为学习的主要模式：决策者实施一些微小的政策调整，观察其效果，从试错中学习并渐进地改良。

新制度主义的视角认为学习效应巩固了既有的制度——学习常常产生自我强化或“正反馈”

功能，使某一制度的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渐进主义和路径依赖常常与有限理性相关联。

经验研究表明，现实中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有限学习”

，几乎没有经验材料证明学习以完全理性方式进行。

有限学习模型虽然更符合真实的政策学习过程，却更适于解释政策趋异而不是政策趋同，因为每个政策决策者本身具有认知上的差别或倾向性。

（二）由堵到疏的政策学习过程

我国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与的传统方式多是对敏感问题避而不谈、对负面信息掩而不告，面对网络上发生的重大社会危机事件，政府的信息发布总是较为迟缓；面对网络上的批评、举报等负面信息采取封杀的策略。

随着时间的发展，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与传统策略的弊端逐步凸显。

政府逐步认识到对于网络参与要变被动为主动，改被动封闭的信息管理模式为主动公开的信息管理模式，积极主动回应公民网络参与，将公民关心的信息及时地公之于众，实现对网络参与从管制到治理的深刻转变。

要建立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交流平台，使信息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以公开、公正、坦诚的态度处理公众事件，充分争取公众信任，掌握主动的话语权，防止民众产生不必要的遐想而影响政府的形象。

面对我国公民网络参与的不断发展，政府在网络参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应对，总体上看呈现出由堵到疏的政策变迁。

作为互联网监管主体的政府从面对网络参与的捉襟见肘到应对自如体现了政府主动的政策学习过程。

这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首先，应对网络参与传统的管制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过时。

作为管制对象的网民开始学习如何摆脱政府对网络参与的控制，而网民在网络上摆脱对言论的控制又是那么的容易。

其次，当政府以一成不变的模式应对瞬息万变的网络参与行为，治理方式的滞后和局限尽显无疑，出现了公共政策效果递减法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有意识可预见的效果越来越小，而那些无意识不可预见的效果则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公民网络参与发展的初期，由于政府对于网络参与的认识不足，面对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采取的是“堵”

的策略。

这在早期的监管措施中能得到充分体现。

政府从法律制度上对网络参与进行规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虽然法律制定的主管部门、法律效力和立法初衷不同，但是这些法律却都规定了类似的禁止性条款，即某些不良信息和反动言论不能出现在互联网上。

从这点上看中央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即互联网虽然是新兴媒体并具有开放性、匿名性特征，但是这里并不是自由王国，在现实生活中需要遵守的规则在虚拟世界一样要遵守，言论的铁闸不能在互联网上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