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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积极回应 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战术调整（第6页）

彼特·霍尔（Hall）将政策学习定义为：“根据过去政策的结果和新的信息，调整政策的目标或技术的刻意的尝试，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终极目标。”

“政策学习更密切地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只是国家内部发生的一个过程。”

霍尔揭示了政策学习过程的三个特征：首先，前一个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或影响后一个阶段的政策方案；其次，学习过程的主要推动者是某个既定领域的专家和政府工作者；第三，政策学习的视角强调国家应对社会压力的自主行为能力。

保罗·萨巴蒂尔结合政策网络和政策共同体的视角，提出“政策取向的学习”

，即“由经验引致的相对长期的思想或行为意图的变化，与完善和修正人的信仰体系的原则相关联”

，将其作为政策创新和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查德·罗斯用“教训—汲取”

的政策学习概念来描述一个国家的项目和政策被其他国家效仿并在全球传播的过程。

罗斯认为“教训—汲取”

是一个特别类型的政策学习，“面对共同的问题，城市、地方政府和国家可以从相对应的决策者那里学习如何应对……学习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

。

豪利特（Howlett）区分了“内生学习”

和“外生学习”

两种政策学习类型。

“内生学习”

是根据过去政策的结果和新的信息，调整政策的目标和技术的刻意尝试，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最终目标。

“外生学习”

是政府对于某些种类的社会或环境激励而做出的反应。

当决策者面对某个问题的时候，往往选择已经在其他地方证明为成功的政策来简化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

而学习与照搬或模仿行为有本质区别：学习意味着更深刻的理解，这种深刻理解反映在对政策问题、目标或干预模式进行总结的能力上。

梅塞古尔在私有化趋同政策的研究中发现，近些年不同国家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政策趋同可能产生于政策学习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强化。

梅塞古尔（Meseguer）将政策学习区分为“理性学习”

和“有限学习”

。

“理性学习”

指决策者具有完全的分析能力，能够掌握所有可能的信息并正确地理解这些信息，正确判断政策优劣和预期政策结果。

相比较而言，“有限学习”

指决策者只考察可获得的或手头的信息。

列维（Levy）提出了“经验学习”

、“因果学习”

和“诊断学习”

的概念。

“经验学习”

指作为观察或解释经验的结果而发生的信念的变化，或者新信念、技能或程序的发展；“因果学习”

指转变关于因果规律（或假设）以及不同条件下最优策略的信念；“诊断学习”

指转变对外部环境的界定或关于他人的偏好、意愿或相关能力的信念。

具有空间和时间维度是政策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