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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积极回应 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战术调整（第8页）

在这种传统的舆论控制思想指导下，各行政职能部门本着“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营谁负责”

的监控原则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对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进行围追堵截，试图遏制其咽喉。

通过建立网络舆论的监控应急体系、培养网络舆论监督队伍、对BBS实行实名制管理、利用信息技术对网络言论进行过滤等等措施对公民网络参与进行限制和监控，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政府认为网民是恶民、网络参与和网络民意会威胁社会稳定的消极认知。

政府试图将网络纳入自己的言论管制范围，用一张巨大缜密的监控网络将网络参与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事实证明政府这种以“赌”

为主的治理策略失败了。

山西“黑砖窑”

案、湖北石首事件、“邓玉娇”

案，从一次次应对网络参与失败的教训中，政府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监控模式在网络时代会走向政府失灵。

究其原因是互联网本身的属性决定了以“围堵”

方式进行治理必然会失败。

互联网具有分散性、匿名性、超文本性等特征，政府试图对互联网上的内容进行追踪和控制基本是不可能的，互联网上的信息是高度分散的，用户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入互联网，况且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互联网规范。

“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相互连接的网络，单个政府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的控制就不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我们可以看到“被流放的政治团体利用对他们的事业持较同情态度的国家内的网络信息设施，向那些言论和信息管制较为严格的国家传播自己的政治言论”

。

网络的这种“无政府”

状态决定了政府难以像控制传统大众传媒一样控制互联网。

正如政策学习理论所强调的，政府在以往失败的案例中吸取教训，通过这种社会学习逐步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一定范围内抛弃或者弱化对网络参与“堵”

的策略，开始用“疏”

的策略积极引导和主动回应网络参与，并将网络参与和网络舆论不再看成洪水猛兽，而是政府进步的来源和动力。

在应对网络参与的政策学习过程中，一些关键因素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各级政府改变传统思维方式。

首先，政府高层成为这种政策学习的发起者。

从**总书记、**总理到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都频频亮相网络，肯定网络参与对于政府工作的重要性。

这种表态从根本上扭转了网络参与以往的被动地位，得到了合法性。

其次，一些成功案例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政策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水平的且是向上的。

某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参与中的成功经验被处于同样水平的同级政府迅速复制并传播。

各级各地政府从成功经验中认识到主动回应、积极引导公民网络参与是治理网络参与的最佳途径。

在不长的时间里，纷纷建立了各种网络参与的应对机制。

政府和官员开始放下身段，以普通网民的身份与广大网友打交道，这种亲民风立刻得到肯定，政府与网民在虚拟世界中的关系从此得以重新确认。

从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与十年的政策变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政府从初次面对新生事物的茫然失措、乱箭齐发到逐步适应、主动回应，这经历了一个对社会压力的反应过程，政府开始主动对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并以一种学习的心态逐步找到我国政府应对公民网络参与的现实选择。

在应对网络参与的政策学习中，政府表现得灵活而快速，通过成功的观念转型完成了政策学习过程，初步达到了政策学习的目标。

虽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政府网络治理失败的案例也还时有发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政府这种面对新生事物的学习能力将使中国向实现网络善治的目标走得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