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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民网络参与的双重效应（第6页）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琼斯和马休斯从政府和私人两种政策主体出发，将提出公共政策问题的方式区分为私人主动、政府主动、两者都主动、两者都不主动四类。

他们认为，一般来说在政策过程中，公民总是消极的、被动的政策遵从者，传统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政策寻求合法性的工具。

特别是在精英决策模型中，公民常常被看作淡漠无知、自私消极的乌合之众，他们组织上缺乏严密性，政治上缺乏自觉性，也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公共决策所反映的只是精英集团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偏好。

互联网的出现为建立更为完善的公众议程形成机制提供了良好契机，网络参与和网络民意有效地加速了公众议程上升为政府议程的步伐。

公民通过BBS、博客、微博等网络工具对各类社会问题进行充分自由的讨论，形成较为明确的网络民意和公众意见，进而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策议程设定。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可以认为是公民网络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开端，如果没有网民的积极参与、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就不会引起媒体、学者和政府的重视，更不会废止了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和颁布更科学的公共政策——《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条例》。

2007年，山西“黑砖窑”

事件在网络上曝光后，引发了规模空前的网络抗议狂潮，直接影响了山西省政府制定颁发《加强和改进农村用工劳动管理》、《社会治安和暂住人口管理》等多个公共政策的出台。

上海“钓鱼执法”

案中，正是互联网上对于事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促使上海市政府出台了若干政策规范执法人员执法行为。

在网络信息社会，公民网络参与已经成为公共政策议程的重要来源，深刻地影响着政府议程的设定方式，迫使公共政策制定者考虑民众需要，将公民的呼声纳入政府政策制定中来，使公共政策从政策黑箱走向公众视野，真正贴近公民，满足公民的需要和诉求。

（三）公民网络参与增强公共政策方案理性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难度在不断加大。

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凸显，一国的经济政治决策会对全球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国内上看，我国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各类经济社会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这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能源问题等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压在了政策制定主体政府肩上。

由于信息和理性的有限，沉重的决策负担靠传统的行政决策方式是难以应付的，只有通过广泛的公民参与来分担，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沉重的决策担子，最后将不得不通过较广泛的民主参政来分担解决。

……否则政治制度无法维持。”

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应用理性决策实现更好的公共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府中作决定的人与任何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里的人一样会犯错误。

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可以弥补政府理性能力的不足，优化政策方案，增强公共决策理性。

政府在政策制定中需要纳入公民理性，征求公民的意见和建议，采取的办法是释放决策气球。

决策气球是指“在某个公共问题已经形成并有一定的政策诉求后，有关部门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与否、该如何制定时，尽可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方法，具体做法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关信息，以激发利益取向不同的公众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

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特别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策出台前都要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这其中网络意见征询占了很大的比重。

相关部门认真听取公众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决策制定过程，将“谋”

与“断”

两个过程适当分离，通过释放“决策气球”

的方式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民意基础。

在众多公民网络参与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民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很多重要内容就是政策制定者所忽略的。

公民理性通过网络参与弥补了政府理性的不足，避免了决策失误，使公共政策方案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四）公民网络参与提升公共政策执行效果

科学的公共政策方案要变成现实，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

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目标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将提高其对政策的认同感和支持度，这也意味着便利了公共政策的执行。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平台，保证信息的开放、透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往往是在暗箱、黑幕中完成的，从而滋生了官员公共权力的滥用，最终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到位，甚至导致公共政策的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