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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民网络参与政策执行 微博打拐（第5页）

“只有好而向善的公共生活，才能培育出好而向善的新一代。

对于这种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好的公民教养和素质……而这种教养和素质的培育，恰恰需要连续、稳定而充分的公共讨论来塑就。

在此方面，众多具有较强公益精神的有识之士，应当仁不让地成为我们共建和谐社会的身体力行者。

而他们，正构成当下微博平台上最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群。

如果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能形成一种开明平和、不浮不躁、彬彬有礼、诉诸理性的氛围，相信将为开时代之风气做出示范。”

媒体所给予微博打拐的充分报道引发全社会更大的关注和更深刻的思考，行动目标也得到实现。

（二）政策网络运行机制：合作治理

在微博打拐案例中，网民、政府、社会知名人士、公益组织、媒体等多元行动者为了解救被拐儿童通过微博这一信息发布平台展开了手手相传的大救援，形成了公民网络参与政策执行的政策网络。

微博打拐政策网络的运行机制是多元行动者的合作治理。

区别于传统管制型政府模式，治理是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它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共享管理权力，通过多元的治理手段增进和实现公共利益。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

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相对于统治，治理是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必定意味着国家政府——社会关系的调整。

调整的目的在于应对原先政治社会格局中的不可治理性。

在调整中，政府之外的力量被更多地强调，国家中心的地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新的组合所替代。”

治理意味着公共管理中出现了基于政府但不限于政府的参与主体，参加行动的组织和个人相互依赖，为了达到目标而交换资源。

多中心化、自治和分权是治理理念的核心主张。

政府和公民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整合、动员与调控，公民不再仅仅充当被管理者或是消费者的角色，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事务和政府决策中来。

张康之、张乾友认为：“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已经带来了治理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界线被打破，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角色处于流动的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在此时此地是治理者，而在彼时彼地则又是被治理者；面对某个方向是治理者，而面对另一个方向又是被治理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角色扮演都因事、因时而不同。

这样一种情况显然是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无法包容的，所以，它意味着必须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之相适应。

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就是合作治理。”

合作治理是微博打拐案政策网络的运行机制，多元参与主体为了达到解救被拐儿童的统一目标展开行动，在行动过程中结成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多重合作治理关系。

1.政府与公民的合作

打击拐卖儿童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所在，为此全国先后开展了五次集中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专项行动。

但在微博打拐案中，广大网民和爱心人士参与到解救被拐儿童的行动中来，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实现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

主张“公民治理”

行政模式的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倡导将以往的“政府中心”

转变为“公民中心”

，构建适应后工业时代的公共治理新模式——公民治理模式。

在博克斯看来，在新型的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公民是积极的“参与者”

和“治理者”

，而不是传统的被动接受者，基层公共事务的治理应该从以官僚为中心转变为以公民为中心。

公民积极主动参与基层公共事务，而政治代理人应该充当“协调者”

而不是发号施令者。

在微博打拐案中，公民与政府成功合作的达成是政府与公民相互借力的结果。

公民借助公安部门在打拐解救儿童方面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政府部门借助公民的热情和集体力量，从而在解救、保护被拐儿童上达到善治和共治的目的，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公民力量的强大，又说明了政府职能的有限。